送交者: 曾节明 于 北京时间 08/01/2008 (189 reads) [累积9250分 给曾节明发悄悄话]本文版权由曾节明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主题：曾节明： 营造虚幻的“自由社会”
[博讯论坛08年（上）] 曾节明： 营造虚幻的“自由社会”
【后毛时代中共愚民新手法及其恶毒影响（五）】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7/31/2008
和经济大发展同步、同样深具迷惑性的是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营造出一种虚幻的“自由社会”，这种中共“收放自如”的可控型“自由”，转移了视线、麻醉了人心、极大地消弥了社会各阶层反专制的斗志。
从赵紫阳时期开始，中共在社会领域的专制统治的篱樊开始明显收缩，不再干涉民众对港台时尚文化的追随，这种专政范围收缩，在一九九二年以后步子更快更大：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启动全面权贵私有化进程之后，中共几乎完全放任政治以外的社会领域，任其“资产阶级自由化”。
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前，中共还一定程度地干涉老百姓着装穿着、发型首饰，不定期地“清理精神污染”，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为由，对主要由香港传入西方时尚文化进行较严格的限制，把邓丽君的歌曲斥为“靡靡之音”，禁止社会传唱；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共对一切非政治领域的新东西基本上不管不问，现在只要不涉及政治，人们似乎享有充分的自由：穿什么奇装异服、留什么样的长发、染发、男扮女装、女扮男装、过再奇特荒诞的生活...中共统统不管。只要不问政治，几乎怎样伤风败俗都行。中共现在对色情发廊、港式歌舞厅、夜总会、俱乐部、桑拿城等情色消闲产业的发展完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民众过“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中共甚至有意鼓励整个社会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以转移精力和视线，滋长民众的政治冷漠。
网络文化兴起后，中共一面变本加厉地封锁和过滤网上“有害”信息，打压网络异议人士不断升级，另一面却对无涉政治的网上的大量庸俗低级、甚至诲淫诲盗信息、活动宽容异常：只要不问政治，在网上怎样“PK”都行。中共特色的网络“自由”，导致中国网络文化极为扭曲，“很黄很暴力”泛滥成灾。前个月，辽宁女青年高千慧在网上公开辱骂四川地震灾民，激起轩然大波，这反映了年轻一代，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极度败坏，高千慧之所以有公开辱骂灾民的“勇气”，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对网络文化的这种选择性放纵--虽然尴尬之下，中共再次动用专政手段抓捕了高千慧；而高千慧的因言被抓，再次暴露了这种“收放自如”自由的虚假性。
近年来，中共在生活领域的专制管制范围的收缩，还突出表现在“禁赌”的变化上：直到江泽民统治后期，中共警察还经常突袭“聚赌”场所，甚至不惜赤裸裸侵犯人权，闯进居民家中“抓赌”；胡锦涛上台以来，棋、牌、麻将娱乐场所飞速增长，如今多如牛毛，每天傍晚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棋牌室、麻将室座无虚席，大批民众聚而赌之，公安早已视若无睹。如今，扑克、麻将、字牌聚赌，早已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中国大陆老百姓，白天关心股市，晚上关心“桌市”，早已不问政治。这种不问政治的老百姓，正是中共最喜欢的“良民”，因为经济和娱乐消闲正是中共政权的安全阀门，民众的经济动物化和消闲化带来的是中共政权压力的消减。
在民众的政治冷漠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当中，中共专制政权，反而比八十年代更加巩固了。
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为什么反倒更成功地笼络了人心、巩固了政权呢？
因为政治体制的问题毕竟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领域，一般情况下，普通大众仅对衣食住行等现实物质生活有着充分的感受，老百姓只有在现实物质生活遭遇压制时，才容易关注政治体制的问题。
毛时代，由于中共对个人生活几乎一切领域实行专制控制，民众连着装打扮甚至结婚等基本生活自由都缺乏，因此容易感受到中共专制统治的存在，但毛时代因为社会的全封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人差不多，没有境外的对比参照，因而人们对专制之苦的感受麻木不仁；“改革开放”以后，毛时代的社会条件不再，中共对个人生活领域实行的专制控制就立刻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懑和痛楚，在这种愤懑和痛楚作用下的民众，很容易为挑战中共体制的异见容易引发共鸣。这就是八十年代民主运动之火能够在民众中轻易点燃的重要原因。
中共放弃对吃穿住行、生活方式的管制后，个人生活自由的受压抑感大大消失，民众就不容易感受到中共专制压制的存在，也就不容易为挑战中共体制的异见引发共鸣，尽管如今中共在政治领域的的专制控制不仅大大超过八十年代， 甚至超过了七十年代中后期。
七十年代末，魏京生、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下演讲，反对毛共暴政，北京的老百姓推着破旧的单车、驻足恭听、反响热烈，连吃饭都忘记了；陈泱潮的《特权论》贴在民主墙上，也是观者如潮；而现在传九退三和“人权圣火”的传单贴在街上和闹市当中，却没有几个人看，这是什么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随着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民众的政治热情大为冷漠了
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共专政范围全方位的大幅收缩，在政治领域之外，不再过问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的专制控制却比八十年代大大强化了（这种强化在胡锦涛上台之后尤为明显）：整个八十年代，中共公安中政治警察很少，也很少对异议、信仰、维权人士采取骚扰、迫害、抓捕等专政手段；现在中共政治警察不仅大规模扩编，而且对异议、信仰、维权人士普遍打压、整肃，骚扰，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势力进行迫害，这些，今天都已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常态。
尽管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在政治领域的专制控制大大强化了，但却并没有激起中国人对一党专制的憎恨。这正是因为，自由、民主、人权毕竟是较高层次的东西，缺乏文化和悟性的人很难有什么感受，人们更容易感受的是经济上、生活领域的压制，而这种容易感受到的专制痛苦，却由于中共放开经济生活领域的管制而大大减轻了，于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奇特现象--一方面政治专制不断加强；一方面老百姓对专制制度的痛苦感受反倒逐渐减弱。
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群体（在毛时代已经懂事的群体，如“四零后”、“五零后”、和六五年之前出生的中国人群）的群体和“八零后”群体中都产生了奇特效应：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群体，由于饱尝毛时代物质极端匮乏和生活压抑之苦，进入中共放开经济生活领域的管制的九十年代，因强烈的物质生活对比容易产生夸张的“自由”满足感，尤其是其中那些饱尝毛时代之苦，在九十年代挤进公务员队伍、混到一官半职的，一九九二年中共放开权贵私有化经济闸门带来的感觉，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露”，他们压抑已久的物欲，终于得到相当的满足。因此，中共专政范围的收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庞大的群体对专制体制的不平之气。
八九民运的时候，包括央视的老牌播音员赵忠祥在内的许多中共高级工具人都还有一股正义激情，老赵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还举着牌子上街游行示威，牌子上写着：“从没讲过真话”；而今的“赵老师”，满嘴的中共帮闲强调，生活腐化堕落，当年的激情和正义感荡然无存。赵忠祥的变化为何这样大？就是因为随着中共放开放开经济生活领域的管制，老赵在毛时代及八十年代压抑的低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他已经丧失斗志了。
“赵老师”不是一个人在蜕变，赵忠祥的同事，央视播音员薛飞、杜宪，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主持《新闻联播》时，身着黑色西装出镜，以此强烈抗议中共的“六四”大屠杀，他们因此而双双被开除；如今的薛飞、杜宪，已然为商界的成功而满足，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锐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吴晓镛（政治局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英勇对外播报了“六四”大屠杀的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因此而成为唯一播报“六四”屠杀的国内良知媒体；二〇〇三年，官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党组书记的李丹，当年的棱角早已消磨净尽；吴晓镛，则完全沦为太子党特权既得利益掠食者普通的一分子、现行体制死心塌地的维护者。
不仅当年这些体制内的良知者，当年许多参与过八九民运的民主志士，后来纷纷蜕化变节了，他们的蜕化变节都在于这个原因。
“八零后”（及其后的“九零”后群体），根本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物质匮乏年代，他们出生的时候，中共使用专政手段已经大大减少；在他们懂事和成长关键时期的九十年代，中共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专制管制已近乎完全放开，因此，“八零后”们，从小就感受不到中共专制统治的存在：物质的相对丰裕、政治领域之外广阔的生活自由，让这些年轻一辈们基本上没有痛苦和压抑感，缺乏痛苦和压抑感，也就难易引起对社会体制的逆反心理和反思，“八零后”们通过过九十年代以来充斥银屏、报刊、互联网的消闲娱乐作品， 很难感知大陆社会与港、台、日本社会有什么不同。因此，尽管在九十年代，中共在政治领域的专政比起八十年代大大强化，对政治异议者的打压日渐强硬，甚至对法轮功等本来与政治无涉的气功组织也施以镇压，但这些却并没有引起“八零后”等年轻群体的关注和感触。这就是因为“八零后”群体一开始就没有中共实行专制统治的感觉，因为生活领域的放松管制，大陆政治异议者、独立信仰者所处的恐怖世界，一下子变得偏僻和渺小起来，似乎离年轻人的精彩世界很遥远。
在淡漠和遗忘“政治”的同时，九十年代经济松绑带来的GDP飞速增长，其形象生动的正面效果却随处触摸得到，衣食住行、公共设施、硬件服务的明显改善，远比中共加强政治专制的的负面效果更容易感动“八零后”等年轻群体，于是，只要中共稍加“点拨”，“八零后”很容易因为这些“自由”和物质进步而感谢中共、认同中共。
总的来说：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采用的新式愚民法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共新愚民术的愚弄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八零后”群体及更年轻的群体，包括政治素养在内的人文素养全方位的大倒退，这就给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造成了新的障碍。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愚民十分得逞，但如今的中共，由于其领导人权威的急骤衰落，内斗的牵扯越来越大、毛式专政体制专横狭隘，已无法满足特权既得利益新贵集团的日渐强烈的参政需求...中共政党四分五裂、政权崩溃已进入倒计时
中共造成的以上大局势，把中国的命运拖入了新的险境：
中共垮台，并不等于中国民主化。在中共大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下，中国民众普遍没有宪政民主的常识，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民主生活、建政的能力； 中共造成的“八零后”等新一代的更劣质的愚民群体，如年轻人当中泛滥的愤青法西斯群体等等，更给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造成了新的障碍、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再加上中国传统中毫无自由民主土壤的不利因素，中共垮台后，中国陷入大乱、新独裁势力窃夺政权的可能性都很大，一旦新独裁势力窃夺政权，中国将步普京时代独裁俄国的后尘；如果中国在中共垮台后陷入大乱，国家注定四分五裂，很有可能步南斯拉夫内战解体的后尘，中国将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中共倒台后，中国亟需一个权威的、成熟的政党迅速重新建政、恢复秩序、稳定大局，纵观当今海内外华人各政治组织，只有目前执政台湾的国民党符合这一条件：国民党有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历史伟绩，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华卫国战争打败日寇的领导者，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抵抗外侮战争的胜利...因此，国民党有充分的权威领导中国；如今的国民党，已经脱胎换骨，由一个威权政党转变为现代民主政党，在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国民党都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和和平转型经验、深谙中国国情，因此国民党有着丰富的经验治理中国大陆、再造共和。
由上可见，中共垮台后，迎还国民党，恢复中华民国，不失为在如此糟糕国民素质基础上，实现中国民主化大业的最稳妥、最现实的路子；这条路子，是既中共垮台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出路、也是一统两岸的捷径。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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