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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刘书林——中国第一汉奸曾国藩
(博讯2006年03月03日发表)

    [公告]揭批中国第一汉奸、人类头号叛徒曾国藩之檄文文集以专门的檄文之文集揭批曾国藩这个远比奴儿蛤赤、多而滚更凶残的刽子手,远比秦桧、吴三桂更可耻的民族叛逆,此想法兄弟我由来已久。此乃我们在目前必须做的,这还要从眼下清遗的翻案复辟逆流说起,该逆流大致分两股,一是辫子剧、清小说、为满清翻案的学术文章的大泛滥;一是替以曾国藩为首的汉奸走狗翻案“封圣”,疯狂倾销有关曾逆的邪书,在网上、报纸杂志上发表“曾文”惑众。逆流已经持续了20多年,至今仍未见退意。据说清遗处心积虑地经营了几十年,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的。尤其是该逆流的后一分支,诋毁汉族太平天国革命,吹捧曾贼,是清遗文化复辟的最毒招数之一!现在清遗勾结某些湖南败类,惯用这招恶毒伎俩,就是叫嚣满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污蔑反满清的革命者是反中华文化的异端邪教,曾逆效忠满清就是效忠“大中华”,颠倒黑白到这份上,也真是世界奇闻了。
    
     请同胞注意以下事实:象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这种或在异族威逼利诱,或因其他方面的情势所迫下变节投降的民族叛徒,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都有,实际上屡见不鲜(当然我在此决无认为它们的罪行可以宽恕的意思),但如曾国藩这种在异族世仇危亡之时主动替其卖命,拼死替异族杀同胞,还不惜为此勾结更多的异族(如英法联军)来共戮同胞,凌迟同胞上亿、自操万代祖宗的中国第一超级汉奸王、人类头号大叛逆、世界最凶刽子手,还有它目前居然能在中国的朗朗乾坤下公然翻案的怪异奇观,皆可以说在宇宙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而清遗跟湖南奸选择拿曾匪这个做文章,是有其最狠毒的深层目的---它们这一招其实比辫子剧、清小说更为毒辣,不仅在奴化大众、毒害知识精英,政治影射方面极其顺手,而且在党内搞“和平演变”,“曾国藩化”,逐步颠覆、倒算上,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其实,如果上面无人需要利用曾匪灌输奴性,如果不是某些湖南阴谋分子为了地方一己之私不惜出卖全国全族,如果没有反常的政治背景及风向,似这般公开翻案是绝对不可能的。著名学者朱东安指出:有人想拿曾国藩做大文章,一般的宣扬没人看,就利用小说等的舆论功能,终至掀起一场读《曾国藩》、学曾国藩的热潮,谁能说,这与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毫不相干?更加诡异的是,就在朱先生写出上述实话后不久,他自己便也编了几本曾书出版,为什么?那些曾遗对朱先生做了什么?谁又能说,这里面没有内幕?曾遗到底依赖什么后台?它们究竟代表了时下中国哪些阶层里败类的利益?......总之,似这等用一支毒箭,既射汉族、又射汉族政党的大阴谋,亦属末世一绝!因为: (博讯 boxun.com)

    
    和给施琅、尚可喜翻案建馆一样,吹捧曾逆等为满清卖命的奴才当然要比直接宣传哈清更有欺骗性了;
    
    没有比诋毁否定汉族的反清革命更能摧毁汉人的民族意识与自信心了;
    
    此招比辫子剧、篡修清史的洗脑毒效还要厉害!!
    
    假设中国人都以曾国藩这样的超级汉奸为楷模,我们的民族,包括伪中华们所谓的“中华民族”都将面临什么下场?!
    
    目前,虽然官方的立场未变,革命史教科书还未被篡改,人民英雄纪念碑也还没有被推翻,但中国的文化,历史,学术,教育等领域及各媒体,及影视,图书,报刊的市场,却在实际上早已经被清遗曾遗们彻底颠覆,所欺骗的汉族同胞难以数计,象台湾、湖南这样的中国地区事实上也已变天,那里的人民也多被洗脑,曾贼的余孽肆意的嚣张,台湾前局跟当局“继承”两蒋的“遗志”,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曾逆邪说,以配合其“反攻大陆、独立建国”,前几日打上汉网门来吹捧曾逆的便有自称“愛我中華”的胎毒满遗;更可悲可怕的是,据说,如果你在随便哪个湖南人面前攻击了黄兴陈天华毛泽东,他倒不一定急,但如果你指出曾逆的罪行,他的反应就跟刨了他的祖坟一样!至于网络上的曾妖毒论就不用多说了,仅看看目前的图书市场,到处都有清书、曾书,用它们自己的话讲便是“大有铺天盖地而来之势”,对于我们十几亿汉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已经给逼到了被精神奴役、文化灭种、万劫不复的深渊!
    
    据查该曾妖恶贼,实为癞皮蟒蛇精转世,为老北京传说中的“西山十戾”之首,此畜自打它狗娘腌杂的胎子里钻出来起,便浑身生癞,臭不可闻,生性更是残忍惨酷,卑劣无比,其从投胎后到下地狱前的终生目的便是效忠满虏,残杀汉人,毁我文明,亡我国家,灭我民族,将数千年堂堂华夏变为汉奸奴才的代名词!此贼还利用汉家儒教的旗号替其异族主子服务,为勾结英法鬼子、煽动汉奸与同胞相残制造借口,然后缩头栽赃,转嫁骂名,欺师灭祖,罪大恶极,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它不是湖南人,不是中国人,更不是人类!曾癞虫还是个超级扫把、不祥之物,凡是和它沾边、崇拜它的人,都决无好的下场,几无例外!不信,去问那个用曾书练兵后输光老本的蒋介石!如今,此妖贼又阴魂未散,遗毒未消,余孽猖獗,沉渣泛起,妄图完成它生前未能完全得逞的恶愿!无论如何,我们决没有坐以待毙之理。我以我的全部生命最强烈的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合力抗击曾妖逆流!在网上不论何处,一旦发现曾妖言论,立即予以迎头痛击,坚决驳斥,所需弹药皆储存在本文集里随时可用;在现实的文化生活工作中全力抵制清书曾书;有政治经济实力或文化影响力的同胞,万请急速采取措施,从根源上遏止曾妖逆流!最重要的是,仅仅是目前的揭批、抵制,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曾妖逆流,有道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斩草不除根,势必留后患,奇耻大辱必须以血来洗刷,如山的血债必须以血来偿还!同胞们,无论你我他今后是谁,是何时可以得势得志,务请记住曾国藩这个万恶的名字,记住它的贼种九弟曾国荃,记住它的同类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逆,记住它们的遗宗孽种,记住为它们翻过案树过碑立过传唱过赞歌的清遗曾遗!——想想它们曾经是怎样残忍惨酷的对待我们的民族的!
    
    谨此,特发布以下檄文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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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澜所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摘要
    
    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伪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它以极端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的大危机。”[7](P166)“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伪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它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7](P167-168)从上述范老的论断明显可以看出,他称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曾逆作为一个汉人投靠了满洲人,但更重要的在于曾国藩投靠满洲人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镇压了正义的太平革命。从后一层意思来看,称曾国藩为汉奸,这一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凡投靠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皆为汉奸,西方侵略者为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与满清伪政府一起残忍地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曾国藩充当了镇压人民反抗的急先锋和总司令,甚至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伪皇帝令曾国藩“勤王”时它也置之不理,最后在满清伪政府和西方侵略军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范老认为曾国藩的“汉奸”行为还表现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为的残酷镇压方面。因此范老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它甘心做满洲伪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有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庭、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它有意识的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须依赖外力。它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
    
    第二,范老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表现之一是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它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团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它‘曾剃头’,形容它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它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伪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像这样随意杀人、残酷无情的人难道不是刽子手吗?
    
    范老记述了塔齐步等组织的所谓“靖港战役”后曾国藩的奏折后说:“它把残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狱图,向满州伪皇帝报功请赏,它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象顽石一般。”
    
    范老从阶级本性对曾国藩这种非正常恶毒心理的解释,毫无疑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揭露了曾国藩的反动本质。范老对曾国藩组织的毫无人性的杀人方式也予以揭露:“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湘军的残暴性在攻陷南京时得以充分暴露,当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这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统帅”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除称其为刽子手外还能称其为什么人物!
    
    对这位曾编制出所谓的“爱民歌”的将领的军队的烧杀抢掠的行为,英国人呤唎将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事实早已载入史册,容闳也对之早有察觉。
    
    范老直接引用了谭嗣同《仁学》的记述:“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7](P175)湘军烧杀抢掠行为当时就是乡绅也难以容忍,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7](P176)将这样的军队及其将帅称之为“刽子手”有何不当!
    
    第三,范老对曾国藩反动本质的揭露是建立在详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据统计,范老这篇著述共引用历史资料35条,其中有谭嗣同的《仁学》、(英)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另有《湘军志·曾军后篇》,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戴望《汪中伊握奇图解序》,除此而外的29条材料为曾国藩的奏折及发布的檄文等,由于绝大部分情况出自曾国藩之口,因而这些材料的可信性是毋容质疑的。曾国藩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暂时挽救满清伪皇朝灭亡的命运,因而它死后伪清政府大力褒扬其功,赐之为“曾文正公”的美号,其弟子也对其大力褒奖,陆续刊登其遗著,大肆宣传。《清史稿》也将其列入《中兴名臣传》,加之曾国藩从湘军弟子中推荐了一批人担任了伪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敦促伪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技术、派遣留学生,因而湘湖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的楷模,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五体投地,如果说它在黄埔军校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尚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力吹捧曾国藩则走向它的反面。蒋介石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作为中国人格精神的典范,审定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注释》,尤其赞赏曾国藩对太平革命的镇压。在国共两党激烈内战之际,蒋介石又在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大力吹捧曾国藩,断送了民国,因而揭露曾国藩及其继承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就成为摆在共和国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杰出的史学家范文澜于是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在揭露曾国藩反动本质的同时,揭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范老指出:“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它‘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它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可惜它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环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现在,满遗汉奸们又将曾国藩等逆抬出来了,其目的再露骨不过了!
    
    先诋毁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同时影射时局,控制舆论,等准备工作完成后,届时再朝谁倒算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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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请看:[原创] 血案如山翻不动,汉奸岂能变圣贤!
    
    揭批曾国藩!!!兼向受文化汉奸所骗、推崇曾贼的同胞说明真相——
    
     汉家正统自英雄!
     百战如何转眼空?
     凭吊金陵天子气,
     啼痕尤洒杜鹃红!
    
    以上所引用的这首诗,说得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同胞相残的空前惨剧,即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竟替异族镇压、屠戮太平天国起义者、也是自己同胞的可悲事实。近年来,予目击某些满遗汉奸阴谋分子大肆诋毁、围攻我们华夏民族反帝、反封建、抗击满清异族之压迫、奴役、残杀暴行的先烈,为曾国藩等等汉奸刽子手全盘翻案、狂唱赞歌,甚至四处宣扬其封建、汉奸之歪理邪说,妄图奴化我民族、颠覆我政府的可耻、可怕之现实,忧愤交加、忍无可忍,但觉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深感有必要说明历史真相,以免再有同胞上当,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遥想当初,秦桧所投靠的金兵的后代、满清侵略者在汉奸吴三桂等逆的帮助下,发兵入关,窃夺国器。清兵入关后,一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白骨撑天、碧血渗地,更有凶狠霸道的“留发不留头”与专门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文字狱等类暴行。根本就不是《糠稀鞑狄》、《痈症亡朝》、《戏说欠笼》、《还猪格格》等洗脑电视剧上所吹捧的“合法政府、仁义之君”!
    
    至洪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天国将士所到之处,清妖伪政尽毁,太平军纪律严明,提倡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反对数千年来吃人不见血的封建礼教,实乃仁义之师!腐败的满清无力镇压,其黑暗统治摇摇欲坠,遂使出了“以汉制汉”的卑鄙伎俩,这时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便爬上了历史的舞台。曾逆因受清廷小惠,又为保其封建地主阶级之私利,遂致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于不顾,与同胞殊死相残,为找借口,它污蔑同胞反的是“中国文化”,其实它所说的“文化礼法”不过是汉奸理论、封建糟粕而已,至于精忠报国、民族大义,它连提都不敢提!
    
    曾逆生性极端惨酷,对天国将士全无同胞之情,动辄便以剜目、凌迟、传首、灭族的残暴手段滥施屠杀。说实话,就连日本鬼子也懂得尊重“支那勇士”,曾逆所为,真是禽兽不如!更可恶的是,为了不让革命者发动群众,它竟又采取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曾国藩的所谓“湘军”往往把无辜的平民百姓赶尽杀绝,其凶狠残暴令人发指!曾逆残害同胞、屠杀人民时凶逾魔鬼、狠过豺狼。但在其满清主子及洋主子面前却奴颜卑膝,跟恶奴、恶太监一般,无耻到了极点!曾逆不通兵法,屡战屡败,决非其吹捧者所言的那么能打,若此下去岂有胜理?这时,西洋侵略者找到我们的民族英雄、天国领袖洪秀全,说:我们一起打败清妖,平分中国天下,洪明知如不答应的后果是什么,但他宁可以身殉国仍毅然拒绝了洋鬼子的要求,倘若洪秀全当时以外交谋略稳住洋人或暂做让步,哪有满清及曾贼的今日?外国侵略者便与曾逆的汉奸伪部队“湘军”联合绞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天国将士慷慨赴义、血染胡天,曾逆等刽子手却卖国求荣,痛饮着同胞的鲜血弹冠相庆!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有诗为证:
    
    一 殷殷同种血痕鲜,人事功成国可怜。莫向金陵等闲望,旧时明月冷如烟!
    
    二 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萁谁管得?休将成败论英雄!
    
    时至今朝,仍有文化汉奸为曾贼翻案,篡改血的历史,百般污蔑抗清的同胞,种种无耻谬论,不值一驳。其居心之叵测,自不必明言!请爱国同胞参看前辈大学者范文澜、简又文对曾贼的评述和民族、民主战士王俯民先生的专著《历史罪人曾国藩》,就全明白了!对曾逆的推崇,实始于蒋介石,在此并非说蒋就过大于功,但蒋为了内战,不顾孙中山先生号称洪秀全第二的事实,推崇曾逆,扬言要将毛泽东当成第二个石达开,可结果又如何呢?!!事实证明:凡崇拜曾国藩者,决无好的结果。蒋先生有大误!!
    
    曾国藩,这个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最可耻、丧心病狂的汉奸、叛逆、无比残酷的封建刽子手,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主子同类亦应判永恒之死刑!!此乃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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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遗对汉族太平天国反清革命的诋毁,以打入复旦大学的内奸,清妖拜蛇邪教徒,杂种老畜生潘旭澜的被禁邪书《太平杂说》最有代表性,因此再以潘逆的歪理邪书为靶子,转贴檄文批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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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揭批清妖邪教徒潘旭澜的反汉邪书《太平杂说》
    
    在复旦卧底的老清遗老畜生老拜蛇邪教徒潘旭澜,前两年处心积虑的抛出了一本倒算黑书《太平杂说》。据它的清奴吹鼓手吹嘘:一时间“手纸太贵”。其实啊,常去书店的人都知道,潘老八旗的杂种书很少有人看,更别说买了,不过嘛,污蔑汉族反满革命的清遗还真拿它当了宝啦,拿着杂种说到处叫嚣,后来连当今政府亦忍无可忍了:好你个不知好歹的清妖余孽,影射倒算指桑骂槐,造谣造到了马克思头上,反了你潘老二**啦!于是当局将该邪书查禁。
    
    杂种说被查禁,有正义感的汉人无不喊好。至于清遗,可就惨喽。
    
    然而可笑的是,有个别清遗至此还不识相,居然将吹捧该杂种说的黑帖子存到机子里,现在贴到汉网来了!最可笑的是某某,一边自称基督徒,一边大骂汉族的太平天国反满革命是“邪教”,这不是自打耳光吗?到底这位教徒是自己承认自己是“文化邪教徒”,还是要愣充异端裁判所的,“划清界限”,以摆显它自个才是“正牌宗教”的,好在汉网传它的“教”呢?如此荒唐可笑的表演还用得着我们驳斥揭批吗?
    
    但是嘛,既然清遗邪教徒又将潘老贼的杂种说抛出来了,不批一下也对不起它。
    
    我们汉族的学者有的是评论:
    
    《太平杂说》批判文集  
    
      亲满清的包衣潘旭澜的《太平杂说》,自出版后即引起空前轰动,尤其在网上被不断地转载引用,目前网上原创文章中凡批判太平天国者少有不引此书为依据的。  
    
      以本人看,《太平杂说》走的仍是文革时期泛滥一时的“影射史学”的路子,书名“杂说”而非“评论”,已经暗示了此书和大量杜撰而编写的《太平天国战史》及曾经广泛流传的大量“石达开伪诗”性质相似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因为此书的目的原是借“太平事”而“发杂说”,并非客观全面地评价太平天国,自然也就只搜罗对自己有利的史料,全不考虑其真实性,可信度,客观性,全面性的问题了。
    
     《太平杂说》论据错误极多,论证方式极为粗疏----举例而言,论太平天国对生产力的影响,不能只看当时的人口流亡或土地荒芜,太平天国所破坏的是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生产关系,它削弱了土地兼并,打击了大地主的势力,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至于总体效果是进是退,必须通过大量的数字进行考证(如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起义期间,起义失败时,失败10年后,至到辛亥革命之前) ,从太平天国对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影响去论证其作用究竟是“进步”还是“后退”,单纯地从“破坏”的直接结果论述无乃粗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可是又谁能否认,这两次战争对社会生产力进步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呢?,此外《太平杂说》陈述事实往往不注依据----对于公认的史实,本来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出处,但《太平杂说》既然标新立异,陈述大量与传统人知有异的事实,那么这些陈述多数不注依据,让人既无从肯定又无从反驳,在学术上就很不严谨了。
    
    各位同胞都来看看,潘老贼及其同类“引用”的都是什么“论据”:
    
      一《江南春梦庵笔记》  
    
      被罗尔纲先生称为“太平天国历史的第一大伪书”,作者自称在天京呆了十年之久,自序中大书“咸丰十四年六月初七”,假装身居天京,不知道伪同治改元。天京失陷是伪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以自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而最后两则日记的写作日期是“十四日”“十五日”,假装是天京城破前还在写它的纪事。结果这一招还真灵,真有后人以此作为肯定此书的真实性的依据。  
    
      可惜它不知道天历和农历是不同的。天京失陷的日子,在天历是六月初六。如果说它没有看过伪同治年的历书,那么所写的日期应当是依据天历,哪来的六月十四,十五日?倘若它看到过伪同治年的历书,那么写的就应该是“同治三年”而不是“咸丰十四年”。  
    
      作者想出这种诡计来蒙骗世人,却想不到留下了它存心作伪的铁证。罗尔纲先生就是抓住这一点,逐步深入考证,证明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作的。  
    
      二 《粼血丛钞》  
    
      书中说蒙得恩是“首义诸王之一”。把蒙得恩列入“首义诸王”是《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的独家创举,无人敢于苟同,而此书中的“笔记”竟然照抄不误。史式等人便是抓住这一条线索,经过多处对比后认定这是部抄袭自《江南春梦庵笔记》“以伪抄伪,伪上加伪”的大伪书的。更可笑的是作者处心积虑伪造了一封忠王致赵景贤书,却不知道此件原件一直保存在故宫中。真品中忠王自称“本藩”,而此书中李秀成却却自称“不佞”,真伪一目而知,更显露了其存心伪造诬蔑的用心。  
    
      三《太平天国战纪》  
    
      刊刻于1913年的这部书的作者以博撰清末野史闻名于世,民国初还曾修清史,因此此树影响颇大,后世史家多以其为依据,特别是《太平天国野史》列传中有多处采用了其中的说法。可惜,这又是一部从来没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的人的伪托当时人所做的伪书。  
    
      这部书作为伪书最大的破绽是,它号称是将韦昌辉的嫡子韦以成所著的《天国志》删节而成,且不说韦以成并不是韦昌辉的儿子而是孙子(曾孙?)一辈,单说这书中将“韦国宗”和“韦志俊”之事当成两个人的事迹分别叙述,倘若真是韦昌辉的嫡子所著,连国宗是自家亲叔叔的封号都不知道,真可谓奇谈。  
    
      四 《石达开日记》
    
    开头八字,“太平天国,龙飞八年”。太平天国从未有龙飞年号,而又把石达开出走的时间弄错了一年,洋洋洒洒一大本,错误之多可谓不值一驳。后来得知,是作者为了还酒债而伪造的,居然畅销而被广泛引为信史,嗟夫!
    
    伪造的太平史书怎样露出狐狸尾巴的?
    
    伪书是怎样露出狐狸尾巴的?  
    
    本来,对潘满奴的“杂说”也没有必要过份指责,因为这本书实在只是一篇杂文集(以如此鱼龙混杂的史料和粗疏的论证方式以及“标新立异”时不注明出处的不严谨作风,这些文章实在是不能算做史学论文的----相信身为大学“叫兽”的潘也不认为这是部史学论文集吧)。但有太多读者把它当成了史学论文,以为是真实的考证,甚至还有一些颇有地位的人物称此书为“观点新颖,论述严谨,论据充实的高水平的论文集”,在这种情况下,就事论事做些反驳也就并非没有必要了。   
    
      本文集收录了一些较有见地的《太平杂说》批判文章及相关文章,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网友,应该说,这些文章的水平参差不齐,观点和论证也远非尽善尽美,但他们都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指出了《太平杂说》的卑鄙、虚伪,乃至居心险恶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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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9 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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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骂和污蔑的集合体,评潘旭澜的《太平杂说》
    
    《太平杂说》一书中记述史实错误百出,对各种记载随意断章取义,甚至相互嫁接,且90以上不注出处,令人对其说法难以考证。作者作为是某大学的教授,不可能连学术著作注明资料来源,尤其是提出新观点时应著名依据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书名《杂说》,其实讲的根本不是太平天国历史,它不过是对历史采取随意的剪接,夸张,甚至歪曲,以达到政治影射目的而已,与文革期间所谓的“李秀成晚节讨论”并无本质区别。大家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当今知识份子的某些心态,及隐讳在文字间对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要通过它来了解太平天国历史,恐怕就错会著作原意了。
        
        原作说明是“杂说”,原本就没有以学术著作自居,在史学问题上较真似乎文不对题。但该书作者毕竟以史论的形势抛出了它的这些文章,并且也被大部分的读者当成了学术论著来读。鉴于其“作为学术著作”的影响极大,名声极响,就其中一些史实问题假以澄清,以在下看来不无必要。
        
        本文仅就书中讨论太平天国妇女地位的《那时,妇女不是人》(又名《天堂的妇女》)一文,做些简要的驳斥(由于错误太多,只能挑几处重点)。
        
        文中说,“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大谬。不要说拜上帝会会众之家属未必全部参加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会众也不是都参加起义。例如曾跟随洪秀全一起砸甘王庙的曾玉珍,他的家族多为拜上帝会会员,但很多没有参加团营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首领也未必全家参加,例如翼王石达开,他的姐姐,元配,舅父,就都没有参加起义。事实是,很多人因为土客械斗中土地被抢,房子被烧,无家可归,才举家加入拜上帝会的“上帝大家庭”我在这儿引一份太平天国的家册(户口本),只看最后两行便可见所谓太平军强迫会众全家从军之说的荒谬!
        
        後二军 军帅 梁立泰年三十四岁,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辛开元年十一月封後二师帅,十二月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东王大开天恩封为後二军军帅。
        
          父梁万铸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随营封为後四军女军帅
        
          妻廖大妹在绣锦衙
        
          妹梁晚妹北殿内贵使
        
          子梁小保幼
        
          女梁二妹幼
        
          以上俱随营
        
          兄梁立汉在武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梁立洲在家未随来
        
        
        说到“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就有些莫名奇妙了,太平天国从来没有亲族株连的条例,这是任何对太平天国历史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最典型的就是北王韦昌辉,天京事变后,韦昌辉是以谋逆大罪被论处的,他死后被剥夺了爵位,所有太平天国文书不再称“北王”而改称“昌辉”。但是,韦氏一族在天京事变后全部得到了保护,并没有任何株连的行为,相反还擢升五军主将之一。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此后韦昌辉的弟弟韦俊率部投降清军,军中他的子侄也一起投降,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叛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太平军倒戈将领中镇压昔日战友最卖力的几位之一。如果说上次韦昌辉的倒行逆施可看做个人行为,那么这次韦氏将领集体叛变,可就是家族集团行为了。但留在天京的韦氏族人仍未遭到任何株连甚至歧视,连韦昌辉韦俊的父亲此后都仍在天京为官,并有加官进爵,并且得以善终。
        
        除了韦氏一族以外,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1852年年底,满清钦差大臣赛尚阿遣叛徒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图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朱八是监军朱锡琨的叔父,入城后极力劝说朱锡琨倒戈,为后者所拒。但朱锡琨并没有立即禀报此时。周锡能等人回城后的一切行动,均在东王杨秀清掌握之中,不久,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揭穿了周锡能集团的阴谋。朱锡琨作为朱八之侄,且知情不报,但并未因此就被当成妖人一党受株,只被以知情不报罪处以杖责。周锡能集团事件是太平天国初期一次重大阴谋,与之甚有牵连的朱锡琨却并没有从此收到歧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因功受封,很快晋升为检点,并成为北伐军的主要将领。1853年秋封剿胡侯,成为太平天国最早的几位侯爵之一。后来与北伐主将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一起追封为王。类似的例子还有1854年太平天国破获张继庚集团勾结江南大营,谋害天京领导人并献城的事件,此案涉入人员不少,其中包括数十名受诬陷的无辜者,但也并无株连之说。此外1856年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的帮凶秦日纲,先后参加过东王和翼王府两次大屠杀,事后被处死,革爵,但秦日纲的族人后来有多人在太平天国身居高位。
        
        谋逆一向被视为大罪,而谋逆罪中,以谋害国家领导人又一向最重。太平天国政权对三次涉及谋害国家主要领导人及献城的集团阴谋事后都未有株连亲族的行为,而且相关亲族也未受到任何歧视待遇,足见《太平刑律》不事株连,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而且是切实执行的。取消株连,可以算是太平天国政策较之历代王朝的重大进步,《太平杂说》作者又一次黑白颠倒了。
        
        再说”男行女行“的政策。作者既然已经承认,行军之中男行女行已经必要,又承认了癸好三年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就解散了女馆,那么他还在这里大段大段痛诉女馆的“罪恶”,不知想证明什么?女馆制度,只在天京全面实施,外省并未全面推行,女馆制度在天京只执行了一年多,而天京失守是解散女馆十年后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天京实行了一年多就予以废除的一项政策,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吗?照此说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远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中的比例远远高于女馆政策在天京历史中的比例,而且文革是全国性的,女馆不过是个别行为,难道我们可以用文化大革命来作为全面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权”的依据吗?!至于所谓太平天国强迫妇女劳动,这只是太平天国“全民皆兵”制度的一部份,男人也一样被强迫工作,这与“妇女地位”何干?!而且这个政策只在天京一地推行了不到两年,比起“知青下乡”来,无论广度和时间上都远远不能相比。建国以后,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法团聚的夫妻何其多也!较之他们,太平天国的夫妻们忍受了一两年的分离便守得云开见月明,实在已是幸福多了。
        
        太平天国禁止休妻,禁止[B](此处粗语删去)[/B]娼和妇女买卖,也就是禁止一切夫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正因如此,才必须建立起封建王朝所没有的严格的婚姻登记制度。男女结婚前必须报告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登记后,由政府颁发结婚证书,上写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参加起义的时间。婚姻关系一经确定,除非双方一方死亡,否则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媒官就是负责这一过程的政府公务员,这些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有清楚的记载。不否认太平天国诸王选美时有强迫行为,以及太平天国后期在个别地区有将女子分配给有功将士的行为,但将这作为一种普遍政策,用以判定”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实在缺乏根据。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的”,这就是自暴无知了。他若不是先确定观点,再挑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那就是有意断章取义,误导读者了。太平天国后期有“姊妹馆”,这是很多史料都有记载的。但“姊妹馆”的建立初衷,是因为太平军后期新兵很多,难以约束,在破城之时难保没有趁乱强奸妇女的行为,因此太平军在破城之初将全城妇女集中起来,设专人保护。一但秩序恢复,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姊妹馆即解散,妇女也各自回家。作者竟然把姊妹馆和“男女分居”相提并论,对史料的不求甚解可见一斑。
        
        再说作者所举杨宣娇,苏三娘,傅善祥的例子,所谓杨宣娇受训,是来自天父旨意,其时说得很明白,因为她一言一行都很受瞩目,因此务必要教她注意言行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表率作用。天父天兄下凡训示兄弟姐妹是极平常的事,冯云山,洪秀全,韦昌辉都曾多次被天父天兄教训,他们的家人也都一样,至于对普通兄弟就更平常了,杨秀清萧朝贵自己也常常是被训示的对象。在太平天国,只有地位高的人才会经常被天父天兄点名,如1853年天父下凡训示陈承容,秦日纲,黄玉昆等时就曾明确说过,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他们统领百官,务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杨宣娇的被“教育”何以竟能证明太平军中妇女地位低下?实在令人不解。再说杨宣娇起义前地位重要,主要是宗教方面的地位,起义后,她本来就没什么特别表现,又怎谈得到定都天京后如何如何?《贼情汇篡》中提到太平军“素有女将,皆伪王亲属”,可见所谓西王娘被迫留在西王府不得出门云云的推测,纯属无端臆测,且明显与史实相悖!
        
        再说苏三娘,作者说她被派去“打镇江”,由此得出她地位不重要的结论,不知是何逻辑?主持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曾在奏章中指出“镇江是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太平天国攻取金陵后,立即出兵攻打镇江和扬州,从此建立起“天京,镇江,扬州”三位一体的天京城防体系。后来扬州因兵力不足而弃守,镇江却一直极为看重,最初江南太平军将领中除石达开以外最能战的罗大纲驻守。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在镇江设关,命所有前往太平天国进行商贸活动的外国商人到镇江登记备案。1853年春,英国公使文翰在未经支会任何一级太平天国政府及驻军的情况下,乘军舰直闯太平天国领土,当他们闯入镇江时,太平军镇江炮台立即开炮还击,英舰退回上游。数日后,英舰再次闯入镇江防区,再次遭到沿江炮台的炮击,迫使英舰停轮。接着镇江守将向英舰递交抗议信。1855年11月,北王韦昌辉亲自率兵三救镇江,清军也派出江南大营最凶悍的张国梁迎战,三次将其击败,杨秀清迫不得已从西征前线千里调将,他调燕王秦日纲为统帅,又掉了包括陈玉成,李秀成在内的四位丞相,副丞相援救镇江。。。。。。凡此种种,一再证明了太平天国政府对镇江的重视。所以苏三娘被派去镇江参加战斗,何以能证明她不受太平天国政府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她在后来下落不明,可能原因甚多。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其文献史料被清王朝毁灭殆尽,现存少量太平天国方的文献是当时访问过太平天国的外国人所流传,或清廷文书中抄录的部份,太平天国高级将领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如《天父天兄圣旨》中出现的金田起义以前的主要人物,多数在后来的历史中踪迹不明,又如石达开远征军中地位最仅次于石达开的张遂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关于他的下落却没有任何踪迹很寻。连天京前期地位仅次于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的豫王胡以晃何时,如何死的,都没有任何史料的明确记载。苏三娘的下落不明不过是成百上千下落不明的天国中高级将领中的一例而已,何以能断定是因为妇女在太平天国被压制的结果?
        
        再说傅善祥,她在太平天国正史中唯一事迹见于1853年一次天父下凡,当时她身为东殿女官,解说“天父”关于肯定历代忠臣孝子及传统文化的地位的传言,“天父”十分满意。另外清方笔记中有关于她是东殿女状元,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甚得东王看重的记载。至于什么杨秀清的小老婆云云,和世传很多关于洪宣娇的离奇经历一样,都是稗官野史,猎奇之作,这种东西也可以作准的话,《金瓶梅》也可以拿来当史料了。作者说,虽然不免有失实之处,却和“这个时代”的风貌是符合的。作者举此为例来揭露太平天国时代妇女地位的“实际情况”,又以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的“实际情况”来来论证此例是“可信的”,用论点来论证论据的可信度,实在是本文作者的一大发明。
        
        至于那个叫罗孝全的洋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积极推行者,是西方侵略政策的忠实走狗,太平天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一但被确认无可动摇,他自然不会说太平天国什么好话。此人曾公开声称太平天国官员“当面”杀死了他的男仆,他因愤于太平天国对“人权”的不尊重,才毅然离开对他十分礼重的太平天国。然而,他的那位“可怜的被杀死的男仆”,竟然被人发现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地,并无“人权”受到任何侵害的迹象。此事经东南亚数家媒体曝露后,这位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天国问题”上的权威性也就尽人皆知,海外闻名了。唯独《太平杂说》的作者竟不知此事,还把这位罗先生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所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是没啥实权的摆设”,这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结论了。首先,在太平天国,“丞相”本来就是一个职衔,而不是具体职务。既然是“虚衔”,原本就是摆设,“丞相”的实权不如比它低五级的“监军”也完全可能,与‘男女”何干!说这话,只再一次暴露了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制度缺乏集体常识,连“丞相”是官衔不是实职都不知道。太平天国有影响力的女性高级官员甚少,这是不难理解的。封建时代,女子被三从四德限制,有条件”知书达礼”的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且只读些《烈女传》等书,否则便是不正经。而穷人家的女孩子虽没这么多清规戒律,却很少有条件读书识字。太平天国准女子作官,鼓励女子走出家门,毕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再说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几乎毁灭殆尽,清王朝方面记太平天国人物又以高级军事将领为主,因此关于太平天国女官的记载甚少,也是很正常的。从现存史料看,太平天国无论前期后期都有不少女丞相,女检点,女监军等,而且也都有女将参战,至于她们姓名不著,与其说是太平天国方面的问题,倒毋宁说是清廷方面的问题吧。(民间传说中涉及太平天国女官女将的很多,笔杆子握在当官的手里,老百姓记载历史的方法,就只有传说故事了)。不要说太平天国了,辛亥革命的资料大都完好地保存下来,请问辛亥革命中又有多大比例的女性高级官员?国民党大陆政权的高级官员中情况又如何?甚至今日之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真正有实权有影响,值得名垂青史(值得150年后的人们还记得的)女性政府官员又有多少?(扣除丈夫是著名人物的以外)。国共两党的政权中,没有任何裙带或家族关系,凭自身实力成为有实权的高级军政人员的女性尚如此有限,何况150年前,国祚仅仅十四年,又不曾统一过全中国的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封了很多女官,与其说是指望她们真正发挥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对女子走出深闺,走入社会的鼓励罢。
        
        作者引《幼学诗》作为考据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依据。必须承认,太平天国远远没有做到彻底的“妇女解放”和完全的“男女平等”,别说150年前的太平天国,就是今天,大城市里也远未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即使经过文革那样的岁月,在占中国人口2/3的广大农村,男女地位也仍极端不平等。但太平天国仍存在男女不不平等现象以及思想,与太平天国对当时妇女地位的解放和提高并不矛盾。就在《幼学诗》连续颁布的三年中同时,辛开元年《太平礼制》中明确了对“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监军”的称呼,再次肯定了女子作官的权力及女官的地位,壬子二年《永安突围诏》鼓励“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癸好三年《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女子在分土地等一切国家分发财产的时候享有和男子完全相同的权力,即肯定女子和男子平等的经济地位。作者引用“幼学诗”中的几个句子来作为全面评价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标准,实在太过片面。几句与行政司法都毫无挂隔的诗和《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这些由国家政权正式推行的法规政策,哪个实际影响力更大,哪个更能代表太平天国的政策?如果弄不清楚,不妨对比一下《XXX选集》和《宪法》《人大报告》《党大报告》究竟哪个对现实更有影响力吧。
        
        至于作者引《天父诗》论证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就又是缺乏常识的表现了。《天父诗》涉及女子行为规范的部份,全是洪秀全写给他自己后妃的教材,这是基本常识。在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所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二十九种,特地将原先曾列入这一范围的书目中的《天父诗》剔除,无疑是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对此著作地位所做的一次公开正式的澄清和表态,即《天父诗》是私人著作,不代表太平天国政府,更不是要求全国国民都遵守学习的红头文件。作者视太平天国政府这次特别澄清于不见,拿它来评价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在令人愤怒。它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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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9 16: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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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杂说》的杂说
    
      
    
      李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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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太平杂说》提出三点:一、认为太平天国称号不能使用,应该正名。二、将外文标题都译成太平天国,这种称谓是错误的。三、遥想“天京”,认为太平军入南京,造成大屠杀的劫难。本文对这三点表示质疑,作出驳议的回应。
      
    
      《东方文化》发表《太平杂说》(三题),①初看颇有新意,但细看却使人质疑,本文亦以《杂说》为题,算是该文读者的一种回应。 (注:它们发表杂说,实为试探之阴谋)
    
      一
    
      该文第一部分的题目是“应当正名”,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许多关于太平军的史料和论著,按照当时他们自称曰太平天国。尤其是1951年,大规模宣传了这个称号的意义之后,课本、辞书、学刊、会议、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统统遵循这个规范,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人们习以为常,似乎无可疑义。”可是该文作者说:“我却认为是不准确、不妥当的。”   
    
      这确是众人昏昏,我独昭昭。为什么使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不妥当呢?据说理由是太平军没有统一中国,没有推翻满清皇帝及其中央政府,“这是已统治中国200多年,而且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里提出的理由能成立吗?我看似乎有点无的放矢,因为现在无论谁撰述的论著或资料,都没有说“太平天国”已取代清王朝成为统一中国的国家,至于沿用这个称号,不过客观上叙述当时存在过这个割据政权的事实而已。  
    
      对“太平天国”这个称号的起源,这里可以先作点考释。其实“天国”这个称谓,洪秀全并非到南京才使用,他早就作为宗教的理想国,并对“天国”的含义解释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而“地下天国”就是“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开创天国。”②这就是洪秀全建立人间天国的思想。   
    
      以宗教理想发动农民战争,在洪秀全以前欧洲就已经出现,这里可以对照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中闵采尔政治纲领的一段评述:“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③   
    
      由上可见以宗教理想发动农民战争,早期的洪秀全和德国的闵采尔思想何其相似。不过这种理想的人间天国,倚靠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天国”的含义也不是一个已经实现全国统治的国家。该文作者却说,太平军“没有得到全国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承认,当然不能算国家。”如果要拿现代意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封建时代的各个王朝,恐怕都难符合标准,他们多是自己称王称帝,先是割据一方,最后则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洪秀全是没有成功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但农民要建立宗教性理想的“天国”,并以此作为国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不承认它是个国家,但它曾经是一个独立存在过的割据政权实体,对此能够给予否认吗?   
    
      至于说它既然不能算是国家,我们为什么承认它是“太平天国”?前面谈过“天国”只是农民起义的理想国,入南京后定为国号,我们讲这段历史就得承认这存在过的客观事实,不等于就说它是个统一中国的国家。如果说不承认这个称号又叫什么呢?满清官方称为“粤匪”,也有说“发贼”或“长毛贼”。不过有时又引用其称号,却加上“伪”字。如太平军起义初期,1851年10月31日,赛尚阿在奏报中说到“有谓伪太平王”,“其伪号为正命天国”,这又是一种说法。这是站在满清立场所以称之为“伪”,但毕竟承认对方自立称号是客观存在的。   
    
      还有该文作者说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造反,建立什么“大顺国”、“大西国”,而有关论著也不用他们的国号。其实他们立国号时,正史也是如实记载的。如对李自成,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④对张献忠,说当清兵已定京师,南京福王兵力弱不能讨贼时,“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⑤这里当然使用“僭”、“伪”等字,否认他们是正统国家,但也承认他们自立国号的事实而载入史册。当时作为大顺国铸钱“永昌通宝”至今仍有留存。   
    
      在此之前,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当陈胜军入据陈城时,三老、豪杰来会,称赞他“伐无道,诛暴秦,功宜为王。”于是“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⑥这里司马迁直书陈涉的王号,也没有加“僭”、“伪”贬称,可能他还没有成王败寇的正统观念,不过现在学者有的还要为“太平天国”正名,这种观念不是比封建史家还落后吗?   
    
      对于自立国号而不成为国家的情况,不但古代有,现代也出现过。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GCD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是没有得到全国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承认的,当然不能算国家。但有关文献却记载这个事实。如果说承认这个自封的国号不妥当,又怎样对它正名呢?   
    
      最后请教一下,既然使用“太平天国”这个称号不妥,但又影响深远,课本、辞书、学刊、会议、遗迹、纪念馆、博物馆都统统使用这个称号,现在提出正名,那么怎样改这称号呢?称“粤匪”研究会、纪念馆,还是在“太平天国”之前加上个“伪”字?这还要向该文的作者讨教。   
    
      二   
    
      该文第二部分是关于“太平天国”的译名问题。首先我很“佩服”该文作者“学识的渊博”,因为文中引述了多种英文有关著作,指出原书标题应译为“太平军叛乱”的,而中国的翻译、介绍、引用,却绝大多数不管三七二十一,译为“太平天国”,好像当时和现在的外国人,都认为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天国”,即国家。我认为如果单从译文的准确来说,这种批评是对的,但如借口有的译文不准确,将太平军叛乱译成太平天国,以此为根据反对国内用太平天国这个称号,那就是不相关的两回事了。   
    
      其实外国人的研究著述,选用什么称号,也是各取所需的,如果说英文有个翻译问题,那么看日人著述也许另有启发,因为日文中间夹有汉字,不用翻译就很清楚。如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附录中列有日文著作17种,论文200多篇。其中论著标题用“太平天国”称号的占绝大多数,但有的并不取用。如有高岩著《太平军の动乱と英法军の侵入》(《太平军之动乱与英法联军的入侵》),浅海正三著《太平乱南京の最后の日》(《太平之乱的天京末日》),就没有提“天国”二字。也有论题用满清官方的称谓,如古村将监写的《粤匪大略》,外山军治写的《王韬と长发贼》。其实用哪种称谓都无所谓,可能体现出作者的观点。即使采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也未必同意说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总之各人著述都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学者都一样。如该文作者不同意用“太平天国”称号,你可以用“太平军叛乱”,或者用“粤匪”、“长发贼”也无不可,但别人用“太平天国”称号谁也不用干涉,这样彼此河水不犯井水,问题似乎更好解决一些。   
    
      三   
    
      该文第三部分的题目是遥想“天京”。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改名“天京”。在该文作者的笔下,太平军治下的“天京”,不但不是地下“天国”,甚至可以说是超级的“人间地狱”。洪、杨“贼匪”不但是杀人如麻,其残暴程度及对江南一带经济、文化的破坏程度,恐怕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依此说来,收复“天京”和“平定长毛贼叛乱”的曾国藩等人的湘军,一定是救民于水火的王者仁义之师了。可惜我看到点材料,造成南京劫难似乎不能专讲太平军,湘军恐怕是后来居上。下面且看它们如何动作。  
    
      伪同治三年,湘军攻入“天京”后,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以上所记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写下的,对这种杀戮的惨状,他也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这里两个“益”字,可见湘军入“天京”是救民于水火,还是使南民更加陷溺其中,对比之下是更加清楚了。  
    
      还有谭嗣同,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约30年,他曾到金陵(即今南京,太平军称“天京”)对所见闻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⑦   
    
      谭嗣同另处又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⑧   
    
      上面两段记述,第一段谭嗣同自述到金陵的耳闻目睹,湘军屠城后已过了30年,仍是见到“满地荒寒气象”。所以造成金陵“永穷”的原因,据曾经劫难的父老坦言: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而湘军一破城,却“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为湘军劫掠一空,30年后仍难复元气,究竟是谁之过呢?   
    
      湘军入金陵的焚烧杀掠,曾国藩等人也是目睹的。1864年7月14日,天京陷落,7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⑨“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⑩“群尸山积”, “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这场劫难是谁造成的呢?作为“君子坦荡荡”的“曾文正公”却含糊其词,不过它的门人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却供认:“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 据此有文章分析:“为什么宫室民居都烧毁一空而贡院独存?道理很简单,因为贡院是考场,内无财货,所以湘军不来光顾。宫室民居都有财物可抢,湘军抢掠杀之后,把房付之一炬,以毁灭罪证,这是必然的事。” 以上曾国藩一伙的自供,对照谭嗣同引述的父老之言,难道不是金陵遭逢劫难的历史真实吗?第二段谭嗣同的记述没有否定太平军杀人。他说洪、杨军所至亦“颇纵杀”,这是指行军作战时的情况,至于已占据的城邑,却“未尝尽戮”,不会纵杀的。但一经湘军所谓“克服”,却“良莠皆膏之于锋刃”,并“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入湘军的私囊。这里说得很清楚,太平军不是没有杀人掳掠,但更大的灾难来自湘军。有比较才有鉴别,希望遥望“天京”的作者对此有所关注。   
    
      太平军与湘军的比较,还可以看点旁证材料。如1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时,很快就消灭了留在城中的官绅、兵勇。因城内百姓曾力助江忠源守城,太平军遂大加报复,居民人等自尽者十分之三四,直至次日中午,太平军才“封刀”。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杀人当然不少。到1月17日,全城秩序逐渐恢复,胡以晃入城内后,百姓被征入伍,有的当兵或从事杂务,能识字、读书者得到优待,谓之“做先生”,充当文书、书手。对不愿入伍者,胡以晃贴出安民告示:“工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 这里讲安徽庐州由于百姓助江忠源守城,破城后太平军大加报复杀人确是不少,但秩序逐渐恢复后,并没有继续烧杀抢掠,而是推行安民政策。这种既杀人又放人的现象应是符合实际的。   
    
      对比湘军,如李元度借口江西人民“从逆”,提出要大开杀戒时,曾国藩就大加赞许,并加以鼓励说:“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之,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妄杀良民恐伤阴陟,虽说有点迷信,但还有点人道思想,而曾氏连这一点人性也不要了,对良民也照杀不误,要使人民害怕官军甚于害怕贼匪。曾氏这种指导思想确也收到效果,如湘军朱品隆部驻扎在安徽石埭时,到处烧民房、抢财物,使石埭“城乡内外房屋安全者百无一二”,连地方上的“绅耆”亦发出“官军不若长毛之叹。” 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是同一货色,它要属下的军兵“见屋即烧,烧一屋即赏一次,无论是民居还是贼馆。” 除军兵外,它还安排团练“专管烧屋”,要将“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一空。” 杀-光、抢-光、烧-光,这真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了!  
    
      太平军与湘军的对比,还可以从一个地主文人邹树荣的纪事诗中看出来。如石达开收复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 对此邹树荣写有纪事诗,中称“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对比之下,他还写有《纪平江勇事》诗,记述湘军在南昌近郊扎营情况:“伐树拆屋摧民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妇床。”移营梧桐岗后,更是“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牵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村炊黄梁,或索赎值充私赃”。“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值采箧囊。” 这就是湘军平日驻兵的形象,对照曾氏写的《爱民歌》,不会使人失笑吗? 华夏同胞们看看我们将来对叛逆曾某怎么办吧!  
    
      本文对《太平杂说》三题的回应就写到这里,不当之处,还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专家,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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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9 16:18:14
    
    
    
    太平天国琐谈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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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若推翻已有的结论,或重新予以评价,一是要有新的资料发现;一是运用新的史观诠释旧史。拜蛇邪教老教徒潘旭澜包衣的《太平杂说》以及一些文章,否定汉族英雄洪秀全,否定汉族太平天国反满清革命,是依据新的史料呢,还是新的历史观?让史实来说话。   
    
      一、老调重弹辨析 潘满奴将“拜上帝会”定性为“亦中亦西,以中为主,以西为辅的邪教文化”。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摩西十诫的翻版,《原道醒世训》的理想社会是照抄孔子《礼记·礼运》,说它亦中亦西原本不错,但这不是新见解。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中,这种观点比比皆是。认为它是“邪教”的,潘满奴也非首说者。一百五十年前的《粤寇纪略》说:“粤匪诡托邪教以惑众,不轨之志芽蘖已久。” 关于宗教与邪教的认定是一篇大文章。这里只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话:“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子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聚四方,并且从心就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德意志的托马斯·闵采尔起义是如此,伊朗巴布教徒起义、苏旦马赫迪起义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太平道起义、白莲教起义等等亦是如此。以今人的观点,他们哪个不是封建迷信?“巴布”意即天堂之门,“马赫迪”即救世主化身,与洪秀全“俱讲天话”、杨秀清“天父附体”异曲同工。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工业尚未发展的条件下,要求小生产者的农民领袖创建革命政党,高举《人权宣言》的大旗,这和要求人扯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一样荒唐。当傻满邪教、假喇嘛教、拜狗邪教(满清不吃狗肉)的酋长咸丰伪皇帝大骂汉族洪秀全“天主邪教”“逆贼”的时候,马克思则称其为“起义者之王”。(马克思:《波斯和中国》)   
    
      二、“革命资格”之探源 革命需要资格吗?需要。“文革”时,“老子反动儿混蛋”,“狗崽子”不得革命,因为根不正苗不红,充其量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阿Q没资格革命,长癞痢头,住土谷祠,打短工,“假洋鬼子”不准其革命。潘满奴有“新见解”,把现行招工中的学历歧视运用到了洪秀全身上:“洪秀全(原名洪火秀),14岁考为童生(被承认的最低学历,按现行行情,最多算小学毕业)……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洪秀全仇恨于别人中得秀才他中不得,革命动机不纯!若以学历推断,中国历史必须重写。“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项羽,文盲也;私盐贩子黄巢“粗通书记”,半文盲;李自成,驿卒;朱元璋,放牛娃,小和尚,连幼儿园都没进过,他们都应该在被排斥之列。 潘满奴的《科举怪胎》基本取材于英国传教士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该书说洪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均能一目了然”,得到老师和乡亲们的交口称赞。“县考时,秀全每试必冠其曹,唯从未能得中秀才。”满清自康熙开科取士,进士逾千,举人过万,遑论统率百万之众,就说写文章,他们哪个能制定出《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纲领,哪个有胆识刊行《资政新篇》?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人连个小秀才也考不中,只能反证八股取士的腐朽,它只选拔封建专制所需的奴才,而不是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洪秀全的落榜,使他从切肤之痛中感受到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坚定了反清的意识。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决心要做“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一开始也是一个改良派,曾上书李鸿章要求变法图强,被拒绝后才对清政府彻底绝望,走上革命道路。依潘满奴的逻辑,孙中山也不是仇视清王朝的统治,而是仇视他不被满清王朝重用! 彻查革命资格,深究革命动机,不是新论。苏区时王明路线的“肃反”,延安时康生搞“搬石头运动”……鲁迅先生说:“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可叹的是,这老调子至今也没有唱完。   
    
      三 杀人与被杀   
    
      满奴谈成均污蔑说汉族抗满清英雄洪秀全“十数年间,攻城略地,杀戮无数。”大汉奸曾国藩说的更“罪恶滔天”:“逆贼洪秀全……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这个满清“中兴名臣”的顶子是用太平军的鲜血染红的,太平军数百余万将士和家属几乎无一幸免被“曾屠户”屠杀了,杀他们不是荼毒生灵,是剿“长毛”,是杀“发匪”。   
    
      先在清军中当雇佣兵,后又投太平军的爱尔兰人肯能评价双方:“太平军的纪律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远远胜过清军。”太平天国的《十款天条》、《太平营规》严禁滥杀无辜,不得私入民宅,不准抢掳财物,人手一册,三星期内不能背诵即处死,违犯者即行处斩,军纪相当严明。清军因为“皇恩浩荡,不吝尝赐”,凡“发长数寸”、“大脚蛮婆”皆可定为“发贼”,多多益善。曾国藩堪称个中表率,攻破天京后,他上奏朝庭,说毙太平军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当时天京城里只有太平军一万余人,那九万多“发匪”哪里来的?   
    
      与其说太平军的杀人,不如说太平军的被杀。与其说他们破坏了生产力,不如说是停滞、落后的生产力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不甘坐以待毙而抗争,最后还是被这停滞、落后的生产力的维护者杀戮殆尽。金田起义初起,远在广东的洪氏宗族就遭了灭顶之灾,两万余人被杀得干干净净,洪秀全家乡五百余人也无一幸免,只因为他们姓洪!永安突围时,清将赛尚阿在龙寮岭峡谷将太平军后卫军二千余人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对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也照杀不误,李鸿章的苏州杀降惨绝人寰,太平军“多由商贾力田之人”组成,都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屠杀他们更是破坏生产力。湘军是汉奸地主团练武装,受满洲伪贵族猜忌,不发军饷,占一城,屠一城,抢一城;攻占天京后,曾国荃亲自指挥洗劫天王府,然后付之一炬,城里四万百姓杀得一个不剩,古都金陵化做一片废墟,这是谁在破坏生产力?战争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但是不追溯社会矛盾根源,不区分战争性质,摒弃阶级分析的观点,说人民战争“对中国空前祸害”,是用历史假象抹煞历史真相。
      
    
      四 导师的话怎么理解   
    
      一句话,潘贼造谣,造谣造到“革命导师”头上来了!  
    
    华夏同胞请想,这个潘二八旗它妈的是要搞复辟倒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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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这篇写于140年前的反对英国政府违反中立介入中国人与满清异族侵略者之战文章,居然刚好是对《太平杂说》得颇有针对性的反驳。   
    
      英国议员赛克斯致1862年7月12日 致《亚伯丁自由报》编辑的信   
    
      先生:
    
      
    
      我国曾经正式保证,在中国互相冲突的各方之间严守中立,但这种保证却遭到了破坏,这是一种公然的背信行为。现在请允许我对我国驻华外交官和领事机关为此进行的辩解的种种理由逐一加以评论。  
    
      1853年4月30日,文翰爵士在致太平军首领的信中断然保证了英国的中立。原文如下:“某些满洲当权人士曾发表声明,宣城他们已向西方国家借得轮船十余艘以供使用,这些船将驶向扬子江以攻击贵军云云。此事纯属子虚。按我国既定惯例,对于我国臣民经商所到国家可能发生之任何内部争端,都绝对不予以干涉。因此,在当前中国之冲突中由我钢出借轮船予以援助一事绝无可能。”八年后,1861年8月8日外交部致布鲁斯先生急电中,罗塞尔伯爵再次指示如下:“女王陛下政府要求,在中国互相争斗的两方之间,我国应一如既往,保持中立。如有英国臣民被其中任何一方拘捕,你等应竭尽全力使之免遭肉刑或被处死。除此而外,则必须避免对中国内战进行任何干涉。”(1861年7月24日,9月7日急电中也有同样指示)   
    
      。。。(节略)。。。除密迪乐外,在各位领事写给布鲁斯先生的信中以及后者写给外交部的信中,其用语都只能使人认为它们视太平军为洪水猛兽。然而有许多文件和文章,登载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上,对硬栽在太平军头上的种种暴行持保留态度。但这些文字没有报送外交部。这就使欧洲舆论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在本议会上届会议中,我曾列举13份此类文件,本届会议上,我又举出几份。所有这些都未报送外交部,因而也未能收入《蓝皮书》,但《蓝皮书》曾收入过一些对太平军抱有偏见的报纸的摘录。它们为太平军列举了六大罪状:   
    
      一 关于太平皇帝的宗教宣扬。布鲁斯曾说他“如果不是个骗子,就是个无知狂徒。”夏福领事把太平军的宗教信条称为“教义和伦理方面一次空前的亵神骗局,我在历史上还找不到能和这些教义相提并论的东西。”(但是,太平军目前的宗教信条同1851年维多利亚主教和各教会普遍赞扬这个运动时丝毫没有什么不同)   
    
      二 布鲁斯称太平军为匪徒,灾荒制造者,强盗,夏福礼《增刊》中登的麦华陀领事的几封信,对太平军也没有说什么好话。   
    
      三 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个政府。夏福礼领事说:“在他们公布的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找不到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其中有任何近乎秩序,行动准则或前后一贯的东西。在这里,政府结构一词没有任何意义。”   
    
      四 说他们“到处制造灾荒。他们什么都不生产,却把什么都给毁掉。”   
    
      五 我们有必要占领上海并向太平军进攻,因为如果让他们占了上海,大量的英国人财产将受到危害。
      
    
      六 无法信任太平军所说的话。   
    
      以上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破坏中立立场的一些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我将指出,我们这样做还有一些另外的原因的。对于上述这些辩解之词,我将逐条评论如下: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宗教宣传的行动。。。。。。由于洪秀全自认为有帝王之品,在对其信徒发布的文告中自称基督之弟,是按神意行事的。这个渎神的宣言使基督教所有教派都大为震惊。但是,这种假说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旦他感到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可能会予以放弃而接受真正的基督教义的。这一点是可以期望的,因为太平天国当局已经全文印行了《圣经》和《新约》。。。。。。他还禁止商店出售鸦片,酒类,严惩吸毒,酗酒者。。。。。。   
    
      关于布鲁斯所断言的,太平军首领在俗事方面的愚昧。。。。。。如果杨牧师的上述记载属实,就不仅表明布鲁斯先生和夏福礼,麦华铊领事对于太平军首领宗教和精神方面的品质一无所知,而且暴露出他们怀有一种个人的敌视情绪。当军政大权在握的时候,怀有这种情绪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大罪状,说他们是土匪,强盗,江洋大盗等等。他们起兵抗击满清政府已有11年,目前稳固地占有3个省,共9800万人口和3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地;这里出产供出口的绿茶和生丝,根据1862年《蓝皮书》44页,仅南京一地他们每月就必须发放口粮10万份,他们在各个战场上的军队总数达几十万人;为了供应这支军队,他们有许多兵站和一个总兵站(即圣库),他们所有的宣扬都声明要驱逐鞑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考虑一下这些情况,把这样的军队成为土匪,这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同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冒然断言他“在历史上还找不到能和这些宗教教义相提并论的东西,也显然找不到一中标准能衡量这个叛乱的政治面貌”了。   
    
      第三,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在商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中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费煦卜船长在《中国印象记》第193页写道:“早在1852年,太平军就不仅拥有了六王,还有十二侯,24丞相,每个大营都有一位丞相,建立了一种教会式的组织。在第20页讲到军事组织时说:“太平王朝所公布的军队条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高度组织性,也因为这些简明的条规规定了军队应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民。”他还写道:“起义士兵的一切必须品都有公共基金提供,因此他们的纪律显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上面这些材料的权威性,我想夏福礼领事并不是不了解。然而他竟敢断言“对于太平军的统治来说,政府机构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有任何近乎秩序或行动准则的东西。”   
    
      第四条罪状说他们到处制造灾荒,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内战中,敌对冲突都会造成财富的破坏,搞得两败俱伤。但是密迪乐领事(1862年《蓝皮书》写道:“关于他们残杀自己同胞的传说,不仅是夸张,而且是大肆夸张的。”“其实,他们正在尽力保护那些村庄和没有城墙的城镇,保护所有愿意留下来默默归顺太平军统治的人。”杨笃信牧师曾在一位很有教养,阅历很广的中国人陪同下到过苏州,他们“看到一批批殷实的士绅前来向太平军的地方执政官表示他们效忠太平王朝。”   
    
      1862年5月8日,敌视太平军的《中国邮报》写道:“断言太平军占据的地区已是赤地千里未免夸大其词。他们占领了生丝的主要产区浙江湖州,长期以来运到上海的生丝大部来自他们的占领区;绿茶产区杭州和安徽太平也有相同的情况。。。。。。。”我曾会见一位刚从上海返回伦敦的人士,他为了购买生丝曾到丝产区去旅行过。他谈到的几个成镇“都是在太平军占领下的。这些城镇郊外的农村人口稠密,农作情况比清政府统治时期好。去年整年的生丝交易都是同起义者进行的。”   
    
      上述这份报纸上,一位目击者描绘了攻占嘉定县的情况“眼前这景致富于画意:一发炮弹使近处一部份城市起了火,朝阳明媚地照耀着长满了尚未割的庄稼的田野,在军队登城时,法国乐队奏起了军乐!”   
    
      用不着举更多证据来揭穿那些敌视太平军的夸大不实之词了。最后,我只想再引用一段上海发表的官方《出口报告》: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前,生丝年出口从未超过20631包,而1859--60年度已增至67864包。布鲁斯1861年8月7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中指出:“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1860年6月至1861年6月生丝出口达到了85000包!”这就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因为,如果没有稠密的人口和持续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生产出如此大量的生丝来的。(1862年,截至10月31日,上海出口的生丝比1861年全年出口额还要多23037包,全部来自叛乱地区)   
    
      第五点是说,为了保护英国人的财产就必须占据上海。根据同一理由,英国也应该去占领美国的新奥尔良。因为利物浦商人在那里大量存棉正由于美国南北方的冲突而遭受危险。然而太平军在宁波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占领上海而不会危及英国人的财产。(据巴夏礼爵士说,宁波的英国人财产并未受到损耗,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反对太平军的有名的中国商人,在宁波雇了一个法国人替他看房子,而他的财产也就又由这个法国人给保住了。)   
    
      第六条,有人硬说太平军的话不可信。那么就请敌视太平军的人具体举出,自从1853年文翰爵士第一次在南京同太平军会谈,直到1861年12月夏福礼爵士在宁波与他们当成协议,在这期间,他们什么时候曾经对我们有过不守信用的事例?文件上一次也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当欧洲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犯时,只要向太平军首领提出申诉,有哪一次不是立即得到解决的?所以,太平军有资格得到我们的信赖。然而,即使布鲁丝先生,麦华陀先生和夏福礼领事所讲的件件事实,请问,我们破坏了自己所宣布的中立立场,去攻击和屠杀一个并未与我们交战的国家和人民,一个没有加害于我们,而且还在寻求我们的友谊的人民,国际法中还有哪一条没有被我们践踏呢?   
    
      如果欧洲人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这些行为作个解释,我们是否应当承认,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中肮脏卑劣的自私考虑呢?人身会不会说,因为我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收关税,于是我们便可以借此自我偿还上次同清政府打仗的战争费用,而我们之所以要帮住满洲人去镇压一个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宣布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就因为如果这个运动获得成功,我们就会失掉自我偿还那笔令人痛恨的战费的手段?其次,太平军的胜利,将违背一大批替满清政府收税的英国人的个人利益。这种人上海就有45个。这些人从满清政府手中领取薪俸,有的竟高达几千英镑!再次,太平军禁止吸用鸦片,那些鸦片贩子们也是不会说他们好话的。   
    
      最后,我想讲几句有关未来的话。如果没有法国和我国政府的干预,满清可能早就被赶跑了。在中国,除了太平军,还有两起大规模的叛乱--有山东省的叛乱和西部南部的叛乱。即使在那些仍然处在清政府治下的省份里,这个政府也无能到了可悲的地步。以致每当地方官企图征收新税时,总是被人从城镇和乡村中赶走。1861年7月28日麦华陀领事从上海写给布鲁斯先生的信里说:“只是由于本市驻有外国军队,才保住了这里和松江的政府当局,没有被扫地出门。太平军在各地对付满洲人的做法就是扫地出门。要是我们不来干涉,目前这种可怕的,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就不会中止”......  
    
      我们正在对满清军队进行军事训令,指导他们使用大炮和步枪...... 我们还把几百万曾经要求同我们做朋友的人变成了自己的死敌。我们使自己陷入了同满清政府的复杂纠合之中,其结果必定是不可开交。  
    
      大商号怡和洋行在不久前的一期通报上把我们的政策称之为自杀政策!我担心不仅对于我国的长远商业利益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我国的国际声誉说来也是这样。我还担心有朝一日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为我国的这段历史感到羞耻。   
    
      塞可斯 1862年7月12日于伦敦
    
    
    
    可以说,如果没有英法鬼子的武力干涉,曾匪跟它的满清主子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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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9 16:30:16
    
    
    
    
    
    张荣明:什么是政治宗教
      
    
      无论在什么地方行使政治权力,都好似必须将之置于终极意义的范围,也就是说,用一系列具有超人类意义的神话和象征来确立它。——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  
    
      政治,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之一。但是,如何界定"政治"这一概念,学者们见解不同。从当代政治学看,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活动,即政府对人民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是社会中的权力现象,即对他人的支配,或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对人群的支配。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的全部功能就是在本性自私、相互竞争的人群中维持秩序。如果政治的这一功能不能实现,人类就会退回无道德、无法律的禽兽状态。恩格斯认为,国家的职能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大卫·伊斯顿(D·Easton)把政治简括为“替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 )则把政治概念归纳为三句话:政治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如何得到?[2]由上可见,现代政治学对政治特征的概括都是围绕着政府及其活动展开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观点认为,政治就是治理国家事务。虽然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对政治内涵的阐释各有侧重,但其基本含义则是明确的。政,是指管理职能[3]; 治,是指具体的管理活动[4]。由于上述定义的宽泛性质,可以说,“政治”这一概念对政府的各种活动是无所不及的。  
    
      宗教,是比政治更为古老的人类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自古以来,对宗教便有神学和非神学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因而对宗教的定义也颇为对立。正像现代宗教学、哲学和心理学家注意到的那样,从根本上讲,宗教同人类的心理机制及其对超自然的神圣存在的体验有关。也就是说,宗教是一种主观经验,它产生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体验于人们的主观世界。在现代宗教文化中,宗教更多地反映为主观先验,即主观地认定某种过去或未来的存在,而不管这种先验是否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当然,在主观先验之外,还有其它的宗教要素。根据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现象学多数学者的意见,宗教大致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宗教组织,宗教权力机构,宗教制度(规范、礼义等),宗教信仰和观念[5]。  
    
      政治宗教是以超现实的政治理想和最终的政治目标为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的信仰体系,以及为贯彻这一政治信仰而建立的一套组织、权力形态和仪式制度。政治宗教是政治与宗教的自然的有机的结合。政治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即与一般宗教相关,又与之有别。所谓与一般宗教相关,是说政治宗教具有宗教的基本特征。但是,政治宗教又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形态,它只涉及宗教的政治层面,探讨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政治宗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关系,政治宗教本身的特点及发展过程。  
    
      具体说来,政治宗教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政治信仰。任何一种成熟的政治形态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观念体系,这套观念体系既与业已存在的政治状况相关,又超离当时的政治现状,被当作政治的长远目标。在身处其中的人们看来,这一预期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在政治宗教研究看来,这种政治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可以实现的不是政治宗教信仰。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家把体现鬼神的意志作为政治取向,中古时代的政治家把“尽天理”当作政治的最终彀的,近代政治家把实现某种“天赋人权”的“正义”当作政治的最终方向。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看,鬼神是粗浅的信念,“理念”、“道义”是精致的信念。其名为二,其实则一。在政治实践中不存在道义,同不存在鬼神是一样的。从政治现实中虚化出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进一步设定为政治理性,这是政治宗教产生的基本途径。第二,政治信仰的传输机制。每个时代的政府都通过特定的政治机制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极力使之成为每一个国民的政治信念和自觉的政治追求。也就是说,通过传输政治信仰,使每一个国民认同于政治管理者,认同于所处的社会政治体制。秦王朝的“以吏为师”政策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政治传统中,不允许老百姓随意议论政治,而老百姓又必须关心政治。所谓关心政治,就是按照政治管理者的要求去做,保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第三,权力神圣。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政治的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只有他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或者说最富于知慧,能带领着国民实现预期的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伟大的,尽善尽美的。《诗经》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帝是这样,汉文帝、唐太宗等等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批评政治。这是二千年的高压政治造成的。就观念形态而言,政治权力不是来源于现实,而是得自于天国。没有政治信仰,政治权力就会裸露为歇斯底里经济权力,社会就会时刻面临震荡不安。第四,一定的礼仪形式。在政治活动中,一定的政治礼仪形式是政治宗教的象征,它时刻向人们昭示着政治权力的存在和神圣。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政治宗教仪式的繁琐程度不一,愈是在现代这种仪式愈是简单,但无论如何此种仪式都绝非可有可无。在中国上古时代,进行重大的政治活动之前,君主都要进行祭祀神灵的典礼。谁都知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满清伪皇帝也祭祀天、地,不是它自己的事,而是政治上的大事。这种政治仪式和典礼,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在政治仪式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角色。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早已注意到,建立政治宗教对于维护政治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一个社会要改革进步,就要砸碎旧的社会秩序和思想模式;反之,一个社会若要稳定,就需要有一种完善的社会秩序和思维范式。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从战国中期开始,随着社会转型的即将完成,思想的一统和社会的稳定逐渐成为政治家思考的大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提出了建立政治宗教的主张。《管子·牧民篇》是专门讲政治策略的,它说:“凡有地牧民者,……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山川、敬宗庙。……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所谓陋民不悟”,是说下层的人民不明白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周易·彖传》把设立政治宗教称之为“神道设教”,指出只有使现实政治神秘化、理想化,才会“天下服”。《礼记·礼运》也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但是,直到西汉王朝前期,系统的政治宗教理论仍然没有确立。又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提出了“策问”,要政治思想家们论证“君权神授”的道理。董仲舒在对策中反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人民应该听命于天子。要想把这一观念贯彻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就必须实施神道教化。他指出,自周衰以来,政治失教,思想失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益亡益也。……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6]“更化”就是改变既存的政治精神。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尊神”,他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只有神其政而化其民,政治才能真正稳固。也就是说,政治的稳定是从思想的僵化开始的。
    
    总之,天国革命利用的是政治宗教。我告诉诸位汉胞,国父孙中山大总统和民主斗士冯玉祥将军也加入过基督教,可连清遗也不敢公开污蔑他们的宗教信仰。至于满孽的傻满跳大鬼教、假喇嘛教(比日本麻原的奥姆教更有一拼)、拜狗邪教(满清贼不吃狗肉)跟曾遗的拜癞蛇教(据说汉奸曾国藩是癞蛇转世)到底有多么邪,汉族同胞们都有数。
    
    还有,某个两面三刀自打脸蛋子的,到底是什么“教”的?亦值得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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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9 16: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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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批驳歪理邪书《太平杂说》之文章发表时,该邪书已被查禁。
    
    际此,继续转发批曾檄文:
    
    他年若遂除贼志,敢笑洪杨不丈夫!2005-12-9 16:49:00 请大家注意汉网新域名中华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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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曾匪是汉奸刽子手
    
    作者:巴黎公社
    选自:http://www.jczs.com.cn舰船知识
    
    曾匪为了保住洋鬼子的忠诚走狗满清伪政府,保住腐朽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屠杀了上亿的各民族同胞,把东南半壁化为一片焦土,让那个洋鬼子的走狗满清伪政府延长了50年寿命,为了一小戳异族统治者的利益,出卖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样一只贱狗还有人给它舔屎,真是恶心!
    
    实际上清军在江西皖南江苏的屠杀之凶恶远远超过日寇,安庆城区本来是越语区,现在却成了北方方言区,同安庆所辖的太湖望江等县完全不同,原因就是湘军吉字营把安庆城内的3万老百姓几乎屠尽了,至今安庆农村谈起汉奸湘军无不切齿,有民谣“鲜血满城流,死尸满街头,谁是杀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后来血屠南京的还是那个吉字营,居然还有个“湘军吉字营”用一支屠杀了上百万老百性的汉奸匪军作网名,真是下贱无比!!!湘军那次屠城,把安庆的房屋也几乎烧光了,只有一个70米高的振风塔是石头的烧不掉,保存了下来,成为无言的见证,门票很便宜,没事大家都可以来看看。
    
    太平军得到人民拥护,连曾匪也承认“贼匪有笼络之术”,“自岳洲以下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以为固然,官军一遇小辍,则四面皆贼”“江西之民从逆若归”“皖民被陷积久,迷溺尤深”而湘军则被人民痛恨,攻安徽的情况是“民专以官军为难”无人卖粮,无人做向导,“派出细作,多为乡民綮杀”左中棠在河北攻捻军时的情况是“民团凶悍异常,不思剿贼,专以仇杀官军为事”曾匪大喊“实堪痛恨”,对策就是大搞三光,“见屋即烧”,“见长发者即杀”“以多杀为是”。
    
    当时全国人口减少1亿多,饥疫死者约3000万,死于湘淮军之手者决不会少于5000万,从九江到南京,一路屠城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公开的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当作功劳来吹喷,象甚摸“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江西人口减少70%,安徽减少60%,比它主子入关时干的还夸张,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2个,所以我对那些吹捧曾匪的人非常厌恶。安徽舒(城),六(安),台(州),凤(阳),定(远)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
    
    江苏,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无,荆棘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
    常州之江阴,无锡各县城乡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黄蒿,行终日而不见人,偶尔二三难民,露处礓饿,旦夕待死,惨苦不堪。
    江苏各地“虽克服已久(1875年),而土著农民,十无四五”
    浙江,浙江此次之变,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
    江西,于走彭泽,东流,沿江数百里,人烟寥落,不闻鸡犬声。
    豫东,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皆无人烟。
    这些悲惨情况,是谁造成的?满清自然全推给太平军。但是,曾国藩1863年四月在给它满洲主子的奏报中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傍江之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则民闻其来,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颗粒无收。然而,1861年安庆沦陷后,太平军兵力不达傍江两岸,“颗粒无收”的大破坏明明是湘军干的。
    
    湘军贼匪“争求从军,每破寇,所虏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记。”“人人足于货,十万一上资于百数”(湘军志)
    再看看没有太平军的地方,1867年湘军平苗,结果:苗寨寸者十之一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壮者皆殆尽。“拓地千于里,破寨千数,歼苗及百万。自有三苗以来,兵威所及,未有至此者“(湘军志)
       
        湘军是汉奸贼匪组织。
    
    目的在于抢劫,抢饱了就“思颺”,就是说想逃散。曾国藩只好全营解散,另招”深山躬谷寒苦之民“来补充。曾国藩自己也说:”湖南练勇以投营为名利两全场,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湘军围天京两年,死伤惨重,但战斗力始终不懈,坚决拒绝其他部队援助,就是因为湘军中流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于是湘军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独吞。湘军攻破天京后“分段搜杀,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于万,秦淮河尸体首如麻。”太平军英勇抵抗,曾国藩不得不说:“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金陵城坡后,太平军还“民心未去”,曾国藩继续搞三光政策,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沿途查看军情贼势片)。曾国荃抓住李秀成后立刻亲自动手,严刑拷问,不是为了什么军事机密,而是追查传说中的宝藏,由此可见一般。
    
    所谓毛泽东对曾的“好评价”纯属造谣,即便是有,那也是毛20岁时说的,那时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成熟,后来毛泽东就彻底批判了曾,歌颂太平天国是华夏民族不屈的脊梁。象谭嗣同一开始也崇拜曾,但后来经过实地考察后,的出了“湘军专以戮民为义”的结论,痛斥它们是杀人盈城,该“服上刑”者
    
    有人说“满清的衰落是社会制度的落后”这落后制度不正是曾逆屠杀了上亿的各民族同胞,把东南半壁化为一片焦土换来的吗???它是搞了“务洋运动”,但那是为了屠杀人民,不是为了抵抗外患,只要鬼子的走狗满清伪政府还在台上,啥近代工业也没价值,日清甲午战争证明的很清楚,而且太平天国对近代工业的认识比它早,只会比它搞的更好。我再强调一遍,在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推翻鬼子的走狗满清伪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华,这是最重要的,而曾的一辈子所干的事就是逆潮流拼死保护洋人的走狗满清政府,保住腐朽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为了这屠杀了上亿的各民族同胞,它不是罪“人”谁是罪“人”!
    
    英法联军打来时,它的主子拼命呼救,它还是不派一兵抵抗英法,大谈啥“以和为贵”联军攻下北京烧了圆明园吓死了它的满贼主子,它却大谈啥“洋人入京不毁我冢庙社稷,又在上海助我攻剿发逆,实有大功与我……”认为对付太平天国“除借助洋兵外,亦实无良策……”无耻的勾结外国侵略者屠杀人民,天津教案发生,它的奴才本质完全暴露,为向洋鬼子献媚,血腥屠杀数十名爱国群众,并将无关的天津府县官一并充军,连它的汉奸学生李鸿章都看不下去,此案一结,万民痛斥!!连长沙书院的生员都将它题的匾打个粉碎,它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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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地狱的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提交:匹夫有责 转贴:还我河山国人有责
     修改、再转贴:中华革命军
    
     1 勾结鬼子的曾剃头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满清伪政府的愚蠢无能和竭力卖国,令外国侵略者大为满意。外国侵略者认可、扶植这个“洋人的朝廷”作为代理人,以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侵略利益。
    
    而满清早已在革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也需要侵略者的大力支持来消灭革命,维持其腐朽无能的统治。这样,中外反动势力言归于好,勾结起来。
    
    曾国藩就认为侵略者“有德于我”,“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
    
    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和巴夏礼等人,从上海溯长江到武汉,进行侦察。
    
    但是,在长江下游屹立着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英国自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贺布、巴夏礼等人不得不访问天京取得通行许可,并借机侦查太平天国情况,以及进行讹诈。
    
    贺布在以后写给英国的报告中,贼喊捉贼地把太平军称为“一伙有组织的强盗”,表示出侵略者即使从太平天国方面得到让步时,也充满着仇视。
    
    法、俄两国也明确表示了“助剿”的意向。沙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要消化从满清这个天下第一呆瓜那里,轻松诈欺来的98万平方公里土地,不可能直接出兵;就“慷慨”送枪一万支,炮八门,炮弹五百发,满清呆瓜大喜!!1862年3月,满清为了报答,竟然以“四方多故,不便启衅”为理由,准许俄国在蒙古随意行走和自由贸易。俄人从此在蒙古如入无人之境,几十年里大搞颠覆、破坏活动,大力扶植分裂分子。
    
    从1862年4月初开始,侵略者着手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地区”的计划。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接连进攻上海周围的嘉定、青浦、南桥、柘林等地的太平军。这些鬼子不仅是扼杀中国人民革命的罪犯,而且所到之处,焚烧、抢劫、杀俘,无所不为,实际上是满清请来的土匪。1862年4月底,贺布派乐德克(Roderick Dew)“带着不小的武力”到宁波向太平军讹诈与恫吓。5月初,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联军出动军舰6艘,猛烈炮轰。太平军反击,法国舰队司令耿尼重伤毙命。
    
    联军陆战人员约400人和满清于5月10日攻陷宁波,屠城。
    
    外国人记载:
    
    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拥有50万居民
    
    ......
    
    后期的太平军虽然纪律废弛,远不如前期,但是造成人民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清兵,而不是太平军。有些与太平军敌对的人如实记载,如有战场亲身经历的李圭承认,被它称为“贼”的太平军的基本队伍是纪律严明的,在太平军治下的社会秩序大体上是安定的。它根据切身经验指出:“
    
    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
    
    又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太平军继续英勇抵抗,1862年9月在慈溪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1863年1、2月间,在绍兴屡败反动联军,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塔提夫。
    
    1864年4月常州战役中,护王陈坤书身先士卒,太平军顽强抵抗,“坚决面对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激励将士拼死抵抗。护王被俘后押到李鸿章面前时,昂然直立,拒绝投降,愤然指出:“
    
    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
    
    洪仁干在遗言中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清妖)之事。”
    
    李秀成在《自述》中,为了中国人民利益,提醒曾国藩等,应“防鬼反,为先”。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搥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实际上是3天就残酷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湘军中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曾国藩听说后眉飞色舞,以为理所当然。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这就是说,湘军进南京后,除了强使一部分壮丁为他们服劳役,并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抢走以外,其余老幼男女,一概残忍杀害。
    
    天京城内大火7月19日一直燃烧至26日,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因此满清伪政府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苏布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
    
    《能静居士日记》还说:“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所以直到汉奸湘军攻破南京三十年后,谭嗣同“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老曾的“曾剃头”恶名赫赫,把人杀尽如剃头,“服了服了,哪敢不服”!
    
    曾畜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盛述自己“打长毛”的“功劳”。俾斯麦斥道:“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鸿章不禁自惭,良心发现。
    
    曾逆却是以“杀同种”为荣,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何曾有过良心!
    
    今日的人渣,希望借机把屠城战犯刽子手涂脂抹粉,亿万冤魂不会答应。
    
    总之,曾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会屠城的“圣人”,残杀本民族同胞有本源,可以说是中国阴暗传统之卖力汉奸的结晶;在它身上,既有尚可喜广州十日大屠杀的绝顶残暴,又有老年吴三桂造反失败的前车之鉴。
    
    曾国藩牛头马面、助纣为虐的可怕“理想”得到“张扬”,中国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满清魔王却是得意洋洋,“倘若所有带兵的将帅都效法曾国藩,则祖宗江山将固若金汤。”
    
    满清当然万万想不到,“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岂可只出汉奸?40多年后,走出了黄兴、陈天华等真正的大英雄。萍浏醴起义就在湖南爆发,《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都督发布,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对湖南败类的大批判。文中说:“……
    
    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
    
    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
    
    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
    
    毛泽东对斯诺过说:“辛亥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当然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孙中山当大总统,孙先生是他心中的伟人。
    
    不久,武昌城头的炮声撼天动地,华夏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暴斗争历史开始了新纪元。
    
    长沙革命党人最先响应和支援武昌革命风暴,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
    
    早已剪辫的毛泽东和许多人,站在长沙城一个高地上观战喝彩,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上面写着一个“汉”字的大旗!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兵,迈出了传奇军事生涯的第一步。
    
    
     2 满人、蒙人抓小辫
    
    
    曾国藩北上“剿捻”,它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胜利进入山东。曾国藩苦心经营的合围计划被捻军所粉碎,不得不承认“打捻无功”。
    
    曾国藩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满人、蒙人抓到了报复的把柄。满蒙伪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愿让汉奸出太多风头,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太后、皇上。现在曾氏贼兄弟失败了,满人、蒙人就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满人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
    
    曾国藩面临着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它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
    
    当初,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剪羽翼,曾国藩把十五万汉奸湘军水陆两支人马自我裁抑,计划只剩下一万人,若“朝廷”还嫌多的话,连这一万人也可不留。后来接受了杨岳斌的建议,才留下三万人。
    
    曾国藩以退为进。它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上谕”到了,曾国藩心中甚为不快。曾国藩被免钦差大臣职,由李鸿章接代。“该大臣援古人自贬之义,请暂注销侯爵,着无庸议。”
    
    它主子实际上仍认为它剿捻无能,逼令它离开前线。它不服气,又上一折:“
    
    钦差大臣关防已赍送徐州交李鸿章祗领。钦奉谕旨,饬臣回本位。臣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若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请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军心,庶不乖古人尽瘁之义。”
    
    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将朝廷颁发的两江总督和一等毅勇侯两颗铜印封起来,并将此事附片上奏。
    
    最后,曾国藩还是不得不收拾行李,带着幕僚们回江宁。一路上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徐州城外,路过有名的折柳长亭时,曾国藩在轿中隐隐见长亭粉壁上题满了诗,看到第九首时,它的心跳了起来,那诗正是咏曾国藩:
     古今无两庆封侯,
     北进惜乎无善谋。
     若许当初亲骑射,
     河淮处处是高楼。
    
    高楼乡,即蒙奸刽子手僧格林沁毙命授首处。曾国藩满面羞惭。薛福成吩咐亲兵:“村俚野语,无礼之甚,还不赶快涂掉它!”
    
    
     3 外惭清议(舆论),内疚神明
    
    
    
    1870年,伪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原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在法国教堂前面示威,怒斥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就持枪行凶,在街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激起群众更大的义愤,当场殴毙丰大业,放火烧毁教堂。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来天津后,按照它向来的媚外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当否”,先后有二十名中国人,无辜惨遭杀戮,为丰大业狗贼“抵命”;二十五人充军(包括地方官周家勋、张光藻、刘杰)。
    
    曾国藩的卖国行径,引起全国的唾骂,连湖南同乡也把它题字的匾额砸烂,它自己最后在人人皆曰可杀的责骂声中,可耻地死去。
    
    当时曾国藩的“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传出去后,京师及各大城市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席卷而来。
    
    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劈去。
    
    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
    
    “砸掉它!”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有人将蓝地金字大匾扔下来,众人把这块匾跺碎,扬长而去。
    
    连远在兰州的陕甘伪总督左宗棠也愤怒了。虽同为汉奸刽子手,但从伪同治三年,左宗棠便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但是信中却未有道歉认错之语,两人从此再无私人信函往来。
    
    这次,左宗棠依旧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而是要总理衙门转达:“津郡事变由迷拐(洋人迷惑、拐骗人口)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之志气!”
    
    在当时中国的亡国时期有所谓“一代宗师”之称的湘潭王闿运也通过湖南伪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恳切的长信: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
    
    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
    
    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曾国藩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凶恶的卖国老朽穿烂,化成肉泥。
    
    天津城内,慰问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人络绎不断。街头巷尾,童谣传唱:
    
    
     升平歌舞和局开,
     宰相登场亦快哉。
     知否西陲绝域路,
     满天风雪逐臣来。
    
    
    几天后上谕下达,满清卖国伪政府令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对曾国藩“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胡闹提法,又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它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它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幕僚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把一张大白纸转交给曾国藩,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大人命斩的杀鬼子主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的讣告,我怕大人看不到,特送他一张。”
    
    那上面把曾国藩等卖国小“人”作为所谓“主犯”的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的孝子侄,写着:
    
    不孝男曾国藩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徐汉龙、刘尊夏、冯护华,痛于同治九年八月谷旦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莫不哀此讣闻。
    
    孤哀子曾国藩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痛心顿首,护丧功服弟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拭泪拜。......
    
    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这个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大汉奸、拜蛇邪教的教主、封建邪教的教徒、残酷无比的刽子手、人类历史上最最可耻的民族叛逆,就此堕入了永劫不复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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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请看曾逆的主子八旗子弟是如何评价它的狗奴才的吧,这个评论可是如假包换的清遗发表的:
    
    网上一些不知历史的湖南宵小经常把曾国藩抬出来以显示湖南人如何牛B. 可历史上真正的曾国藩究竟是何许人呢? 其实曾是满清的第一个汉奸, 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是一个不知廉耻的道德败坏之徒:
    
    首先描述一下这个“人”的CV: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道光2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等侍郎等职.由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有功", 被咸丰加封为太子少保,进一等伯爵, 是满满清以文官领武将职务的第一"人".曾国藩也因此被一些后人推崇为"军事家,政治家,道德家".但真实情况呢? 曾国藩狗屁都不是!
    
    首先,让我们看看曾国藩"军事家"的本来面目:
    
    曾国藩是文官出身, 其实对打仗是一窍不通的. 满满清在平定3藩之乱后, 康雍乾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8旗子弟都去逛北京城,溜鸟去啦.军力大颓! 到了道光, 则赶上英国鬼子杀上门来, 要求满满清给大麻进口发放许可证.一仗打下来, 让冰糖肘子都舍不得吃的道光一下就掏了2000多万两白化化的银子. 那个心疼呀!父债子换,咸丰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太平天国暴乱已起,外侮也接连而至!等到满清政府终于定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后, 太平天国已经占据江南半壁河山了.这时的满满清已经没有什么多尔滚, 索尼那样的擎天柱了. 唯一拿的上台面的就一个肃顺而已. 此人能力虽然一般, 却有个好处,就是“提倡满汉一家”,在这种政策下,作为汉族的代表,曾国藩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曾国藩的能力却实在差的要命.我们先看历史:
    
    1854年,2月25日, 44岁的曾国藩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
    
    哈哈! 曾国藩当时面对的太平军是西王萧朝贵的8000农民兵, 而且有粮草被切断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老头以两倍兵力居然战败, 败了就败了吧, 还作秀: 在左右护卫之下,要投水自杀!哈哈, 这情娇的比老刘摔孩子还要直率!
    
    我们再看历史:
    
    1855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哈哈!旗舰被俘, 机密文件却没有事先处理掉. 这“曾大衰”比预警飞机上的美国大兵也不如嘛!接着,这位湖南大衰不学邓汝昌随船而灭; 也不学老乡屈原去喂鱼, 而是随败兵撤到江北, 在这安全的地方, “曾大衰”才又耍以死保皇恩的把戏:要“策马赴敌以死”!真能作秀呵!
    
    1856年太平军三河大捷,英王陈玉成破满清江南,江北大营, 斩湘军6万(湘军最多是也就20万). 而且把曾国藩的亲兄弟曾国华也给宰啦!, 吓的曾国藩拍着自己的脑门说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曾大衰在其后来的文集中仍然吓得直哆嗦:“敝邑将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但较之昔日锋锐,究为减色。”可见这一战对曾的刺激有多大.
    
    后来, 真应了那句俗语“二傻也能赚到钱,又娶媳妇又过年”. 曾国藩的运气来了.太平天国调整部署,太平军的主力进攻河南,安徽一带, 把有霍去病之称的英王陈玉成调去指挥. 大战开始,陈玉成使用“千里拖刀计”斩了叫板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蒙古族“大英雄”--僧格林沁. 而和曾国藩对阵的则是智谋若马谡, 忠义如洪承畴的李秀成, 此人优柔寡断,曾经率军20多万,进逼5万兵守护的曾国藩祁门大营而退! 让曾国藩死里逃生!后来, 李更是听信小人,居然重用满清的奸细, 在这种亮开牌的情况下, 自己的牌还有得胡么!因而一败再败, 最后这人居然投降了曾国藩,随成就“曾大衰”的威名!由此可见, 若对手调个个, 曾国藩先生早已是英王手下一野魂孤鬼也! 其实, 真若那样, 曾国藩的名声反而会更好些.虽然不是什么军事家, 但也算以为国尽忠的良臣!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曾国藩的“政治家”身份
    
    因“剿匪”有功,沾着农民兄弟,汉族同胞鲜血的曾国藩升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由于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 利用教堂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天津百姓与法国人辨的天主教堂发生一场与洋人的全面冲突, 根据[清末记事]记载:
    
    (此次冲突)共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英美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毁坏法国领事馆一处,育婴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法国驻华公使认为蒙受了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他联合英,美,俄,比等大国,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法国政府停泊在远东的三艘军舰也集结於天津,烟台一带,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
    
    此冲突就是历史上的“天津教案”. 看到洋鬼子如此厉害, 老慈禧就把直隶总督曾国藩派往天津处理该案。曾国藩来到天津后, 法国开出了条件: 赔偿1000万白银,礼葬被打死的领事,重建教堂,更要求杀三个天津地方官抵命. 曾国藩不仅完全同意法国人的无理要求, 把三名主持正义的天津地方官打入死囚. 并且给法国人开出了抵命的价码:10个中国人抵一个洋人的命. 这就是遗臭万年的的 “曾国藩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来源! 由于人数不够, 曾国藩就让人用银子买通牢里的死囚犯,让他们自认作杀洋人的凶手来充数. 丑闻爆发, 京师各地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讽刺他, 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可惜这先河法是落在中国人自己的脑袋上哟! 曾国藩也从此被定在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柱子上!
    
    此事后, 慈禧借舆论之力,贬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任上,终年61岁.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自亡”也!曾当时的四面楚歌之苦,甚至不如袁大头!真是可怜这个狗奴才呵!
    
    当今的中国, 似乎把“曾文正公全集”认为是治国齐家的必读书目,其实是很错误的. 这个“必读书”的称呼其实始自老蒋, 当时他只是让闲着没事作的蒋经国随便看看而已. 后来被马屁记者看见,这才掀起了“曾国藩家书”热.这么一折腾,好象曾国藩是中华道德的楷模了. 真是笑话! 在关于曾国藩是否是道德家的问题上, 不愿过多纠缠, 毕竟这属于人家湖南先生的私事. 但就提一件儿事:1862年, 咸丰驾崩,曾国藩却在国丧期间讨了个小老婆!丑闻败露, 由于朝廷仍然需要曾, 没有斩它曾家满门, 只是连降三级而已!呜呼!一个被受皇恩的大臣, 却在国丧期间关不住自己的JB, 什么道德家!见鬼去吧!
    
    军事上无能!
    
    政治上卖国!
    
    道德上败坏!
    
    曾国藩,滚吧!
    
    
    *注:原文中有误,蒙奸刽子手僧格林沁是捻军所杀。
    
    哈哈,这下,曾国藩这个汉奸,连清遗也不要它了!这不由让人回想起当年曾逆被一个小小的八旗把总指着鼻子骂,说曾贼“不过是一条清养的狗”,曾逆稍有不服的表示,当晚就来了几十个八旗兵包围了它的老窝,吓得它从狗洞里爬出去才暂保狗命的丑闻!不知曾剃头屠杀无辜人民时候的残暴疯狂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人面兽心的清遗的面目,这更是汉奸走狗两边不落好的必然下场!没有曾剃头的勾结洋鬼子卖命残杀汉胞,贼满清还能挺到1911年?现在不知为什么清遗竟然不记这个情了。我们汉人恨曾逆,是因为它帮异族屠杀同胞,不思推翻满清统治,我们恨它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光骂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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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泰晤时报》记载满清跟其汉奸伪军勾结英法军队屠杀汉族义军与平民的血证——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剥皮见骨地揭露了满清及其汉奸伪军、英法雇佣兵疯狂残害中国人民之狰狞丑恶的面目。信中说:
    
    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英、法的军队既然帮助满清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
    
    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疯狂屠杀呢?我们从贫苦的英国人群压榨来的金钱,拿来帮助两手染着鲜血的恶徒们在中国作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从中国得到黄金的买卖吗?!
    
    天哪!在了解这些真相之前,我一直以为日本鬼子最卑鄙最残忍,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英法与我们民族的仇恨,事实上远甚于日本,满遗汉奸与我们民族的仇恨,又远甚于英法!
    
    这就是亡国灭族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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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的生命——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提交:青锋
     关键词:曾国藩 汉奸 刽子手
     参考书目:曾文正奏稿 太平军纪事
    
    满清之统治核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为满汉平分,实际权力集中于满员之手,地方行政机关——各省督抚也以满员居多(十之六七),譬如鸦片战争时期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托浑布等等不一而足。这群杂种只有贪污残暴之心,而无丝毫对中国对人民之感情。总之,在曾国藩未出仕之前,满员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满清”的权柄。
    
    此种情形之变化,其变数为曾国藩所掌握,它为满清赋予大权的第一“汉人”。那么,它所掌握的变数又是什么呢?满清统治集团核心为什么会如此不可思议地深信一个“汉人”呢?因为它以极端残暴的方式和极度血腥的手腕暂时扼杀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在那个时代起到了稳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大作用。
    
    1861年秋,伪咸丰在做完了《致中和》和《尚书四句》类似罪己的表演后,在热河病死。叶赫那拉和肃顺实际接管“满清”政权。以此两贼在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当时的朝野里是最具“政治头脑”的,它们发现了情势之变化已不容它们不起用汉人来对付汉人。于是慈禧立即改变政策,给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一时曾国藩权倾朝野,更加卖力的为它的满清主子“安内攘外”,更加“心明力定”屠杀汉族同胞。
    
    这样一个汉奸刽子手,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书籍出版来为它“平原昭雪”?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电视剧来为它歌功颂德?一致竟然混淆了视听,影响了我们下一代人对美跟丑的判断力!
    
    我这里要做的,就是要撕破曾贼道貌岸然的表皮,揭开它穷凶极恶的汉奸面目!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迎来了它反动事业的最高峰——攻克天京(南京)。(选择这个事件来揭露它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内中原因,无须赘述)“分段搜杀,三日之间,共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它并且承认:“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自它得意洋洋的说漏中,正好显现出太平军战士是为伟大的英雄的战士,它们反抗异族的野蛮统治,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社会的进步、体制的改革,不屈不挠、视死如归、悲壮激烈!曾国藩为了维护满清的腐败统治,为了得到一己的私利(主要是为了做官,做大官,也有为其湘乡子弟谋利的可能“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其实大纵湘军士兵抢掠,太平天国后湘乡暴富就是实例),疯狂屠杀,不到扑灭革命火种决不罢手,最后将汉族人民的英勇抵抗湮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
    
    它大量无情地杀害、摧毁民族精华,替满清打击汉族的民族精神,不是汉奸又是什么?谁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曾国藩入南京,迫不及待地办三件事;1、盖造贡院,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2、建造南京旗兵营房,奏请北京闲散旗兵驻扎,发给全饷;3、同时强行裁撤湘军(不发饷或名义上发饷),对那些敢于索饷闹事的湘军子弟予以坚决的斩杀,最后它不仅镇压了太平军,还消灭了农民中一部分受蒙蔽上当从逆的湘勇,这样吞食战胜果实的便只有满清和一批坚决拥护其罪恶统治的“士大夫”、买办和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它入南京后的举动?只有一个,它是铁打的汉奸!不容任何阴谋分子为它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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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一些国人敌视太平天国的原因
    
     原作者:南乡子
    
    一些网友对太平天国反感,可能是因为:
    
    一,因为毛泽东时代充分肯定太平天国。一些网友出于物极必反的心态就认定对太平天国的正面评价是左倾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不可信的。但实际上,在民国时代即对太平天国更加肯定!
    
    二,由于太平天国惨遭满清勾结洋兵镇压。大施文字狱的满清是不可能放过一切丑化太平天国的机会的。因此,就会极力销毁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伪造出各种各样的“资料”,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说”。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小。
    
    三,由于民族主义的重兴,很多人开始注重传统文化,却又无法分辨哪种文化是被满清阉割过的太监奴才文化,一听说太平天国反“传统文化”,自然就对太平天国产生了反感。殊不知,满清正是利用被它们阉割过的“传统文化”来毒化、奴化汉人,才使满清能以区区几十万人占据整个中国,到太平天国时期,居然统治了中国两百年!太平天国不反这种传统文化,不把人们从这种奴化状态下解救出来,根本就无法形成那样大的势力,更无法坚持十多年。
    
    现在不少人确实是把满清阉割的伪传统文化当成了真民族文化。所以才会出现穿胡服而不是穿汉服祭祀孔子的可悲可叹之事,才会把长袍当成民族服装,才会把满清时代的满人服装稍加改装就当成了民族服装“唐服”,才会在各国都穿主持国的民族服装的APEC上穿上它。
    
    人类学学者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指出: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的传统风俗,是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灭族,这是对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太平天国运动的《奉天讨胡檄》就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後,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所以,当满清严令“留头部留发,留发不留头”时,汉族人民发出了“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誓言,奋起进行了悲壮勇敢的反剃发斗争。其中江阴和嘉定两地斗争最为激烈。……汉族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所以,太平天国反的是蛮清的伪传统文化,维护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华夷之辨、贵华贱夷是持续了两、三千年的汉民族的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它对华夏民族(汉民族的前称)意识的形成,亦即汉民族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过最重要的作用。孔子还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太平天国则大声疾呼: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予与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预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四,太平天国的宗教因素和当今“邪教”二字的流行也影响了一些国人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很奇怪的是,国外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指我能找到的资料),大都不会指责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更不会使用“邪教组织”来形容它。倒是大陆的,爱在宗教上做文章,这也许跟大陆人没有宗教信仰,缺乏对宗教的理解有关吧?
    
    这点,想以美国的例子作点介绍:
    
    由于中国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中国人大都是在没有宗教环境下长大成人的,对宗教,尤其是对西方宗教缺乏理解,甚至误解,甚至带有敌意,因此在看待太平天国时,一些人就会因太平天国的宗教因素而对太平天国产生了反感,就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了。近年来,由于***的原因,“邪教”一词开始流行起来。而强烈谴责太平天国是邪教,似乎也是近几年才多了起来。我想,这除了紧跟时事政治,爱把时事政治“活学活用”到历史问题上的性格因素外,也许还有一种爱标新立异的虚荣心理在作怪。毕竟,一个在没有宗教环境成长的人,却对宗教的是非评头论足,显然是太浮躁、太自以为是了。此中更有清遗的利用,对汉人的愚弄。大家请想想,作为野蛮部落的满清,又是什么教的呢?它们才是原始荒诞的邪教分子,还恶狗先咬人,污蔑汉族革命者呢!
    
    其实,美国的建国,就是为了实现跟“神的契约”。根据《文明的冲突》作者,著名社会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可知,十七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是“正义所在的新天地”,是,神的国家。美国人的这种“神圣使命的感觉,立刻扩大到了把美国当作‘救济之国’以及‘梦之共和国’的千年至福说的主题”。在美国建立共同体,就是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也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见解的角度看待美国独立的。美国独立革命,就是他们与“神的契约”。美国命运体的骨架,就是由清教徒们创建的。
    
    亨廷顿指出:独立宣言,诉求于“自然神”、“造物主”、“世界最高的审判者”,“神的摄理”,请求神的承认、正当性和加护。“政教分离”这一词,并未出现在宪法中。合众国宪法实施後五十年,美国人都认为宗教是维持共和国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欧洲人常常就美国人对宗教的关心度大大高于自国民的事实,阐述自己的意见:“刚到美国,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性的侧面。”,美国的宗教,“必须作为政治制度的笔头看待”。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因此而衰弱,而且很快就发展起来,不但迅速赶上了他的宗主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的发达国家,而且还成了世界头号强国。
    
    那些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做文章,认为太平天国不但不能拯救中国,反而比满清还要危害中国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呢?
    
    五,一些仇恨太平天国,认为是太平天国搞垮了“满清”的人们,则利用国人的这些心理,歪曲、捏造历史事实,大肆诬蔑太平天国的可能性不能不说没有。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些国人对太平天国的误解。
    
    
    2005-1-2 0: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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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论之贴:天平天国汉族革命不容污蔑!
    
    洪秀全祭明太祖文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
    
    敢告
    
    ......
    
    眼下,在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现象,那就是极度亲满清亲汉奸的翻案狂潮。这些亲满清亲汉奸的阴谋分子用尽最最卑鄙疯狂的手段污蔑、诋毁反清革命,彻底否定以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为代表的华夏民族(汉民族)之正义斗争,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刽子手、最可耻的民族叛逆曾国藩捧为圣贤、(至于在“走向共荣”片里为卖国贼李鸿章翻案的丑闻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请求大家不要相信满奴汉奸的《曾国藩》、《太平杂说》里的一面之词,我以人格与生命向同胞们推荐一本还历史真相的著作《历史罪人曾国藩》!让那些诋毁我们民族英雄的阴谋者下地狱去吧!
    
    太平天国到底有没它们说的那么坏,大家可以想想,谁也无法打保票断言对"长毛"有利的资料,搞了几百年文字狱的满清会保留下来.就算洪秀全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可若因此否定太平天国那就太弱智了.西方民主制度下选出了个希特勒,可能因此否定民主制度?
    
    尤其说什么:是太平军以拜上帝教为精神宗旨是“反文明”,所以“怎样怎样的邪恶”。可笑,这话它们敢到其坚信上帝的西方反华主子那里说吗?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反封建起义没利用过宗教?更何况,太平天国仅是将宗教作为发动群众反清的手段,并非终极信仰也!真要批“邪教”,麻原教主的玩意才是曾国藩保卫的伪“三教”文化的变种!曾逆才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封建邪教、汉奸邪教、拜蛇邪教的教徒!
    
    太平天国遭到满清走狗奴才的疯狂围攻时,依然不向帝国主义妥协,这跟在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满清、曾癞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这足以说明了一切!
    
    把“同治中兴”吹得那么神,真有意思.可铁的事实早就证明了这玩意儿对它们极力要保的满清都没多大好处.甲午一战,让同样是"中兴"的小日本都给揍的屁滚尿流.
    
    曾国藩不过是替外族残酷屠杀同胞,维护充满清民族压迫,封建反动,落后,专制的异族政权的走狗奴才.中国历史上那么多英雄不去歌颂,却去肉麻的歌颂残酷镇压那些痛斥满洲夷狄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坏中国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的同族,用同胞的鲜血维护"满清江山"的外族走狗奴才,可见这些人奴性之重.
    
    这可真是:臭秦桧还有三个相好的,臭曾国藩的相好的便更多!
    
    
     孔孟之道是最强调华夷之辨的.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夷."
    
    "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
    
    若曾国藩之流真以恢复华夏尧舜之邦为己任,真是"要捍卫孔孟之道,建立尧舜之邦,实现平生理想",那就该恢复汉装汉发啊.何以拼命维护孔夫子们所厌恶的坏中国之形像,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的削发?何以拼老命也要维护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的胡衣猴冠?还把拒绝削发,拒绝拖一长尾于后的人们,把痛斥那些胡衣猴冠的人们斥之"长毛"?
    
    文化汉奸诬蔑抗清同胞"让虚无的神权代替人权,拿欧洲中世纪的垃圾来奴役近代的国人,其实是历史的倒退"。这么说满清统治下的国人是不被奴役的,享有人权的近代的国人,太平天国则是"开历史的倒车,用虚无的神权代替国人的人权"了?
    
    给满清的烂脸涂脂抹粉、为汉奸奴才舔屁股的臭曾国藩的相好们,翻案唱赞歌也别唱的太离谱了啊.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华奸叛逆遗臭万年!
    
    
     原作者:vkk
     转贴:中华革命军
    
    
    
    为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牺牲的人们才符合耸立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至1864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人民起义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加赋税,横征暴敛,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广西是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之一,起义武装遍及全省。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旋转至武宣。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今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今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今岳阳),建立水营。1853年1月克武昌(参见武汉之战),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今南京)(参见江宁之战),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长驱北上,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即今河北),于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北伐援军7500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参见太平军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时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今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1855年1月,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参见湖口之战)、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白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参见一破江北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最后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参见石达开远征)。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参见二破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约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参见三河镇之战),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歼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政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参见二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参见安庆之战)。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1862年初,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参见天京之战)。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人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歼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被清军击灭。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参见捻军起义),直至1868年失败。
    
    点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历代人民战争的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人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人民起义、隋末人民起义......),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最终陷于失败。 但他们所代表的华夏民族,却终究不会失败!
    
    他年若遂除贼志,敢笑洪杨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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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上述曾妖翻案逆流掀起者的卑劣表现,大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上述揭发的曾遗惯用手段,就是叫嚣满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曾逆保满清异族便是保中国文化,既偷换概念的伪中华文化(实为满清文化)高于汉族主权论;还说什么曾逆替满清卖命的结果是将权力转移到下层的汉族伪官员那里了,就是给汪精卫翻案者也曾用过“曲线救国”论,这是它们的最常用的为汉奸狡辩的歪理了,以曾遗潘旭澜为代表,一般的曾书都靠这个惑人,这是它们公开贴在新浪网的广告:
    
    郑同北见赵王
    
    【提要】......【评析】......胡林翼、曾国藩都很推崇“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警句,二人完全以此信条血腥对付太平天国,倘如不残酷,那么儒家的仁义道德、中国数千年来的礼仪人伦岂不一旦扫地荡尽,在它们看来,杀戮和镇压就是为了保全仁义道德。
    
    以上文章选自《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
    
    就是这样一种极明显的颠倒黑白的汉奸歪论,居然也骗了不少的汉人!
    
    第二种方式,大家更不陌生了,就是伪中华主义,如那个最早抛出曾逆“家书”的湖南钟叔河,它便扬言满清非外国人,满酋在中国做“皇帝”已经有200年,所以就是“合法”,说吴三桂是汉奸可以,说曾国藩是汉奸就是不行,还说中国政府批判曾逆是无视袁世凯、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右翼将曾国藩“奉为宗师”的历史,等等,还有一本从满清的老殖民地出版的曾书直接露骨的狂吠,说孙中山先生与中共政府里的民族主义者揭批曾逆是汉奸,“错误显而易见”,否则就是“彻底的大汉族主义”;
    
    第三种方式最愚蠢而死不要脸,就是连狡辩、说歪理也省了,直接为曾逆唱赞歌,比舔屁股狗还无耻,吠叫出的非人话让人类震惊,比如有的曾书直写曾逆跟李鸿章等是如何指挥汉奸伪军与汉族反清义军进行多少万军团的作战,如何勾结洋鬼子击败力量比它们大十几倍的汉人,“反败为胜”,为满清“朝廷”尽了“忠”,完全是用的赞美的语言;还有的曾书竟说曾逆认为洋鬼子对它跟满清“有恩”,在天津教案前,曾逆知道自己可能落得个跟秦桧一样的下场,但它为替主子尽忠“义无返顾”“写好遗书”,说得比地下党上刑场还“悲壮”;有本叫《曾国藩如是说》的邪书先在前言里摆出一副“爱国”嘴脸假惺惺的说“外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然后立刻鼓吹曾贼的汉奸歪理才能强国,至于曾逆当汉奸的事实,该书只字不提;湖南唐浩明最早出版翻案传记小说《曾国藩》时也是用这套手法;但其间最有代表性,最将脸皮撕下来当抹屎纸用的还是满奴曾遗“吴樵子”跟“常载厚”,吴樵子在它编辑出版的曾逆《挺经》里极端猖狂无耻的写道:“满满清的危亡,使它(曾逆)不能在寂静的书斋中吟唱满江红”!再看那个“梁山常载厚”,在其抛出的自吹“领导必读”的宣扬曾逆汉奸歪理的邪书里干脆毫不掩饰将曾国藩这个比秦桧还臭无数倍的汉奸比做“上天”,它还叫嚣如果曾逆晚生晚死些时间,拯救中国的就不是中共了,而是“中国必由曾公公手里获救”,已经如果“天堂(地狱?)有路”,它要去拜访它的曾妖祖师爷...... 等等等等。关于对这帮卖狗命替曾逆翻案唱赞歌的曾遗奴才们,我将另发专帖控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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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批到此,我不禁再次想起了汉族英雄章太炎先生的那首《逐满歌》:地狱沉沉三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贼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猢狲又来做“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还有《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都督发布,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汉人对湖南败类的大批判:“…… 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
    
    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
    
    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猜仓拗?华-民-国之成功……” !
    
    可章先生与龚都督当时肯定没有想到现在曾妖还能翻案称圣吧?!
    
    再强调一遍,清遗处心积虑的否定我们汉族的反清革命,替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左宗棠等逆翻案唱赞歌,这不是要将我们汉人从精神上灭种吗?!看看图书市场上,清妖小说跟曾国藩书有多畅销!有兄弟说得好,没有经济实力(还有文化政治的实力及背景),干得成吗?!抛开来捣乱的内奸不算,可叹就连我们汉网中的人也有接受了它们的宣传的,反过来帮清遗攻击声讨汉奸的同胞!我真是欲哭无泪啊!为曾逆说话的汉人,你天良何在。见了那种话,大家的感想又如何?!现在,我们必须统一原则性的立场,商讨怎样反曾了!!!
    
    无须再重复论证,目前清遗为曾贼翻案的阴谋活动,已经恶化为远比辫子剧、清小说更加毒辣的文化复辟,灭亡汉族的残酷手段。请大家讨论并追查,它们到底依赖着什么后台?它们究竟代表了时下中国哪些阶层里的败类的利益?强烈呼吁我们的汉网将曾匪做为汉奸的典型,将揭批曾妖头的提上议程,号召广大汉人认清这个汉奸及为其翻案者的真面目,于时下追查、抵制逆流,徐图报复之!
    
    当然民族英雄洪秀全也是,当时中国的军事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硬拼怎么行?即使向洋鬼子做些痛苦的让步,也比汉族亡族要强啊!只要西洋列国不干涉,就凭曾逆那不堪一击的汉奸伪军,镇压得了几个汉人?!只要清妖被灭,汉族的国体得存,早晚会从洋鬼子手里把丢失的利益夺回来的。可叹洪先生非要做寸步不让的民族英雄,说什么“华夏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这下可好,鞑贼鬼子汉奸联合灭绝汉族,绞杀汉族革命,致使再度亡国后的汉人失去保护,任敌宰割,直接被曾逆及其主子、同类残杀的上亿(在日寇侵华时遇害的几千万汉人,事实上也等于是间接惨死于曾逆之毒手!)!如今又有多少汉人说他好啊(就连让我们来说,到底是说洪是民族英雄,还是罪人?!)汉奸曾胡左李倒翻案变英雄了!!因为汉族元气大伤,后来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已经很勉强了,以至除恶未尽,现在的汉族不得不与仇敌妥协,几乎是名存实亡!这,也是曾逆现在居然得以翻案的根本原因所在!当初帮助汉族革命者反满清反曾逆的汉人大多被曾逆残酷清洗了,真实的历史多半被隐瞒、篡改了,当时可以著书立说的几乎都是和汉族革命者有私仇的汉奸、曾逆的奴才,等等,这都为曾妖余孽现在的翻案倒算打下了孽基,血的事实证明,满清跟曾逆将汉人挖苗断根的毒招的确最有毒效,最最阴狠啊!但是,它们终究不可能杀 尽 所有反它们的汉人!更重要的是,它们会挖苗断根,难道我们就不会吗?!我们知道曾逆狠恶惨毒,它不是狠吗,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服气,就蠢到伪善不会以狠报狠、以牙还牙?!谨此再重复一遍,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斩草不除根,势必留后患,奇耻大辱必须以血来洗刷,如山的血债必须以血来偿还!同胞们,无论你我他今后是谁,是何时可以得势得志,务请记住曾国藩这个万恶的名字,记住它的贼种九弟曾国荃,记住它的同类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逆,记住它们的遗宗孽种,记住为它们翻过案树过碑立过传唱过赞歌的清遗曾遗!想想它们曾经是怎么残忍惨酷的对待我们的民族的!想那曾逆杀人如麻,树敌无数,怎可能没有仇家?!它再狠,也不可能挖尽所有仇恨它的汉人的苗裔,我今再向全中国全世界汉胞诚心发问:
    
    在政治界,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军、警、安全部门里,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在经济界,尤其是商场巨星,大富豪们,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在宗教、玄学界的诸位高人,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在文化、教育、历史、学术、科技各界的精英们,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在道上力量领域里的兄弟们,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势力组织中,有记得与曾逆之国仇家恨的汉族同胞吗?
    
    ......?
    
    ......?
    
    .......
    
    
    同胞们,万请记住我们与曾逆跟其主子的国仇家恨,记住革命先烈这血的教训啊!有仇必报方好汉,能赢才是真豪杰!将来不惜一切代价——!
    
    谨以此两首诗总结此檄文之文,记录我们民族过去的国仇家恨与奇耻大辱,记下我们民族目前这段时间麻木、危险、可悲的怪异现状及更大的屈辱,预示我们民族将来的觉醒、复兴与胜利!——
    
     诗一曰
     忍灭天朝媚外夷,
     杀人千万重堪悲。
     镌功白下曾文正,
     不是胡儿是汉儿!
    
    
     诗二云
     湛湛青天不可欺,
     是非善恶人尽知。
     血海深仇终须报,
     只争报早与报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3/2006030304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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